时间:2021/5/1来源:本站原创作者: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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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绍明(-),四川省民族研究所研究员。

本文认为,学派是一门科学中由于学说与师承的不同而形成的派别。中国人类学是近百年来由国外引进的一门学科,在国内已有相当发展并形成一些学派,如“南派”和“北派”。除此以外,是否还有其他的派别,值得研究。作者论述了中国人类学的华西学派,即以20世纪初到50年代在成都建立的华西协合大学为中心的学派及该学派形成和发展的过程、特点等。

人类学,华西学派,兼容并蓄

人类学总的来说属于人文社会科学,是近百年来由国外引进的一门科学,在国内已有相当发展并形成一些学派。按学术传统与惯例,在英、美等国,人类学包括体质人类学、文化人类学(或称社会人类学、民族学)、语言人类学与考古人类学这四大部类;在欧洲大陆,人类学专指体质人类学,而民族学、语言学与考古学则为与之平行的科学。我国的这门科学因为是分别从不同国度引进的,因此两种体系并存,在业内并没有严格的划分。但在我国现行的学科体系中,将人类学归属于一级学科社会学之下,而将民族学归属于一级学科民族学之下,这就显得有些不顺。本文所述中国人类学的华西学派与英、美的这一学科关系较为密切,故从四大部类的人类学这一划分办法。本文仅略述中国人类学的华西学派,不妥之处,请同行们给予指正。

一、问题的提出

关于中国人类学的学派问题自上一世纪末即已进行了一些探讨。如黄应贵:《光复后台湾地区人类学研究的发展》及龙平平:《旧中国民族学的理论流派》两文,均有“南派”和“北派”的说法。

此后黄淑娉、龚佩华在其所著《文化人类学理论方法研究》一书中对此作了明确的说明。该书说:“由于研究的主题和理论方法上不尽相同,解放前中国人类学研究表现出两种不同类型,研究者称之为‘南派’和‘北派”。所谓‘南派’以30年代在南京的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组和南方的一些大学的人类学家们为代表。他们接受了早期进化学派的一些观点,但更多地受后来的美国历史学派的影响,并与我国传统的历史考据方法相结合;相对地来说不大注重理论,而偏向于材料的搜集和解释。他们认为中华民族的文化也有进化的过程,提出应研究中华民族的文化历史的主张,而人类学方法正是重申中华民族文化史所必需。正如蔡元培所提出的:“至于中国历史上断片的事实,因吾国先史尚未发展的缘故,一时不易说明的,于民族学得了几种旁证,可以说明了一点的,也就不少。”——他们对少数民族的实地调查,内容多为传统文化习俗的记录和描述。有的着重收集民间文学、神话、传说故事等。由于忽视理论,因而论著中往往是大量材料的堆砌,烦琐的现象罗列,不能说明所研究的社会及其文化发展的本质问题。——美国历史学派认为民族志资料的搜集可以脱离理论指导而进行,一旦有了足够的有用资料就会得到清楚的理论问题的答案。‘南派’也被称为中国的历史学派。它和美国历史学派在忽视理论指导方面是相同的,但美国历史学派研究族群及其文化都不重视研究它们的历史发展,而中国人类学家都在运用人类学方法研究中国历史文献记载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利用已有的历史资料进行人类学研究。这一研究方法在后来的中国人类学研究中有进一步的发展,研究现状追溯其历史发展进程,以说明现存社会文化现象之所以然”。

该书又说:“所谓‘北派’,以燕京大学社会学系为基础,以吴文藻为首的人类学家们为代表。他们讲理论,重应用,明确地提出人类学中国化的学术思想。吴文藻于年留美回国后,一直在努力探索如何把人类学社会学与中国国情相结合的问题。他改革文化人类学的教学,用中国文献和民族学材料进行讲授,主张人类学应从原始民族扩大到现代民族,中国人类学应包括汉族在内的整个中华民族。他认为,为应用人类学提供理论基础的功能学派理论,最适于用来研究中国国情。他在年邀拉德克利夫—布朗来华讲学,并撰写了一系列文章宣传功能学派的理论与方法。——他派费孝通、林耀华、李有义等分别调查广西大瑶山花蓝瑶社会组织,江苏江村经济,福州义序宗族制度,以及河北、山西等地村镇。他提出要使中国式的人类学社会学‘植根中国土壤之上’,‘彻底中国化’”。

关于中国人类学的南北两派,我国大陆的学者一般均论述及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前,而我国台湾学者则有将其传统延至此后相当一段时间的说法。如李亦园谓:-年可以认为是台湾地区人类学研究延续了大陆时代南派的传统,而年之后出现了从传统民族志走向社会人类学的趋势,表现特征就是汉人乡村社区的研究热;与此同时,大陆则是原来北派的学者转向少数民族社会历史的研究。因此,他认为这就是“南北两派传统的互易”。这是个值得继续探讨的问题。

至于中国人类学除了南北两派以外,是否还有其它派别?就目前所知仅有曾昭璇有不甚明确的“岭南学派”的提法。他曾谓:“梁钊韬教授的成就可以说得力于岭南学派新风。中国民俗文化在明、清以后,中心南移,岭南文化蔚然兴起,‘岭南亲海,热带民风’,地理环境有利于全年进行田野工作,再加上西学东渐,故岭南学派即以长期的田野考察、博览群书,创立新说为三大优点”。但曾先生在此看来并非仅指中国人类学的岭南学派而言,而主要是说梁先生受岭南学派的影响而成其大业。个人以为,以中山大学以及厦门大学为代表的岭南人类学历史悠久、学风务实、人才辈出、贡献良多,且特色突出,其是否可从南派中单独析出另为一派,乃是我们研究中国人类学史的同仁不可回避的重要问题。

关于中国人类学是否有华西学派?这是由王铭铭同志前不久提出的一个问题。年10月,他率北京大学和中央民族大学一批就读人类学、民族学的博士生与硕士生来成都做“西南地区民主改革口述史”课题研究时,对我本人的几次访谈中,曾几次向我问及中国人类学华西学派究竟是否存在?我答以这一学派在客观上是应该存在的,只不过还研究不够而已。他又问我这一学派有何特点?我简单答复是“兼收并蓄”,具有南北两派的所长,尤其是藏族的人类学研究颇为突出。接着他邀我赴京为这一问题做一二次人类学讲座。我答应假我以时日,再作些学术疏理,明年具体确定。接着我对这一问题进行了一些准备。

就我本人而言,以前对这一问题不是没有思索过,只是思之再再不敢提出学派问题。一则我对此还研究得不够,迄今还有些疑问未能完全解决;二则我本人出身华西,若来谈此学派,难免有自夸之嫌。因之,一直避谈此话题。今有学者正式向我提出,看来再回避是不可能了。除此之外还有另一考虑,即是人类学在华西曾风云一时,颇受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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