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一时新。

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

——朱熹《春日》

朱熹的《春日》是一首清新自然的诗作，本来就惹人喜爱，自从收入童蒙读物《千家诗》后流布更广，几乎是妇孺皆知。由于它是七绝，形制短小，语言通俗，没有疑难字句，平时阅读时除了领略诗中描绘的景象美与蕴含的哲理之外，很少有人注意到它潜在的解读复杂性。年春夏之交受托编写《百科图说千家诗》，不时翻阅前贤时人著作，才意识到在诗意理解上的严重分歧。

作者译注《千家诗》，中华书局出版

从字面上看，这是一首游赏之作。诗人徜徉泗水河畔，感受到了春天节令一新、景象万千，内心充满喜悦，对春天生机的赞叹油然而生，是一首写景抒情佳篇。尤其是首句用赋的手法，点明时间、地点与行动意图，与写作技法中的“开门见山”吻合，活脱一种纪实手法。这种阅读感觉是如此强烈，以至于大部分解读者都将它理所当然地定性为游赏写景之作。从行文上看，前两句写景，后两句抒怀，触景生情，情景交融，为七绝常见的结构方式。一般情况下，人们自然地得出结论：这是一首游春诗，描写了诗人河边踏青所看到的万紫千红的景象。“这首诗是作者为赞美泗水滨的美好春景而写”（谢枋得、杨业荣编选、宋锡福注《千家诗》，广西人民出版社，，第3页），从视觉和触觉两个方面写出诗人的感受（谢枋得：《千家诗全鉴》，中国纺织出版社,，第页）；由于传统诗歌写实性的凸显，它被分析为一幅白描手法绘出来的闹春图（谢枋得、王相等选编、王岩峻等注析《千家诗》，山西古籍出版社，，第3页；马清福：《千家诗》,春风文艺出版社，，第4页；刘克庄选编、李牧华注解《千家诗》，甘肃人民出版社，，第页）。

然而一细究文字，问题来了。从地理位置上看，泗水位于今山东省中部，源于泗水县东部陪尾山下，由趵突、响水、洗钵、红石四大泉汇流而成，与运河相通，因四源并发而名。出县境后吸纳了西沂水、险水、汴水等，成为淮河下游最大支流。历史上常把泗河与淮河并称为“淮泗”。朱熹生活的时代，泗水流域为金人占据，朱熹没有出使过金朝，如何能够在泗水游赏呢？如此看来，这首看似简单的写景诗绝非泗水春日景象的写照（缪钺：《宋诗鉴赏辞典》修订版，上海辞书出版社，，第页；李宗为：《千家诗》，上海古籍出版社，，第14页）。

分析之后发现，这竟然是一首抒写内心感受抒写心象的作品，一首哲理诗而非写景诗。朱熹用了泗水典故，传达作为一个理学家学习孔孟思想的感受。因为孔子曾经在洙水、泗水聚徒讲学，所以后世用作孔子与儒家的典故。比如魏晋时期阮侃在《答嵇康诗》（其一）中写道：“唐虞旷千载，三代不我并。洙泗久已往，微言谁为听。曾参易箦毙，仲由结其缨。”从来没有到过泗水的朱熹用看似写实其实是虚笔的手法，在小诗中通篇用比体，隐喻的手法，用探寻春天以及对春天的勃勃生机的感受来讲明一个道理：只要进了孔圣之门，懂得了儒家真谛，就能领略到无边生机。朱熹哲学思想的表达含蓄，果然瞒过了不少人，比如编选七言《千家诗》的王相，说它是“寻芳游春踏翠之意”（谢枋得、王相：《绘图千家诗注》，清刻本，齐鲁书社影印本，，第2页），但是依然为不少人领会。明朝关学领袖冯从吾给弟子讲这首诗时说：“既识得东风面，则万紫千红总是春；安往非学，安往得厌，安往非诲，安往得倦。”（冯从吾：《少墟集》卷二“语录”，《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拿这首诗作为激励向学上进的教材，讲解的侧重点就不是自然风光的欣赏与春天的赞颂，而是一种进取精神与为学境界。

正是看到了诗中的别有用意，深刻领会其中的哲理蕴含，有人对于诗中出现的景象提出截然不同的见解。这首纯粹的说理诗，写的是春日，却没有春日景象的渲染与描写，出现却是“泗水”“东风”“春”等意象，对于春的赞叹也止于“无边光景”“新”“万紫千红”等几个并无新意、并不代表春天丽日特色的词语（魏晋：《未觉诗情与道妨——朱熹〈春日〉解析》，《名作欣赏》年3期）。如此看来，朱熹只是用比喻的手法、诗歌的形式，表达了朱熹彻悟圣人之道的欣喜。因为哲理意味的彰显而忽略诗中景象的呈现的倾向，显然在诗歌解读与文体感知上走偏了。既然诗中有几个意象，难道不能让人生发联想与想象吗？在赞美春天的词语中，“东风”“新”“无边光景”“万紫千红”，虽然是最常见词语，可是组合在一起，却最能显示春天的生机与活力。单从诗中呈现的景象来说，前两句概括性极强的语句，突出了春的生意盎然，“无边光景”从地域上说明广袤无边的大地气象一新，而这种新的景物呈现是瞬间产生的，“一时”的连缀，表明时间的迅捷，从力度上突现了春的生机。如果说第二句概括性强的话，那么三四句繁花盛开万紫千红景象，则显得具体可感，景象万千。而其实质，这种万紫千红景象是“一时新”的具体体现。朱熹用比喻的手法，写出自然万物一遇到“东风”即春风，便呈现出勃勃生机与无限活力。春天化育万物，是一种不经意的自然过程，虽然它的能量与结果让人惊叹不已。所以诗人朱熹用了一个“等闲”，举重若轻地表达了对于春天的无限赞美与敬意。

这不仅让人想起六朝大诗人谢灵运长诗《登池上楼》中写的“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与谢灵运的诗歌相比较，谢诗“初景革绪风，新阳改故阴”的意思，朱熹用了“等闲识得东风面”写出景象变化之因。杜甫《春夜喜雨》中用“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句，描写春雨滋润万物，默无声息，从动作发出者角度。此处，朱熹是从万物感受春天激荡的接受者角度着笔。在谢灵运、杜甫、朱熹那里，春被人格化为一种形象，它催发了春天的景象。中华民族是一个富于诗意的民族。先民们把四季节令的感知幻化为有生命活力的神，掌管春天的是句芒，或名句龙，是神话中的木神，主管树木的发芽生长。随着时代的变迁，人们心目中渐渐淡化了木神的观念，但是直至今天，潜意识中季节是一种生命体。最典型的是朱自清的名篇《春》，文章中春天的脚步让人期盼，洗耳恭听。“作诗本乎情景，孤不自成，两不相背”（谢榛：《四溟诗话》卷三，人民文学出版社，，第69页），中国诗歌艺术讲究的是生动形象，情景交融，朱熹《春日》的感染力与蕴含，正是依托于诗中意境的营就。诗人通过春的力量与生机，表达了自己的哲学思索与人生感悟。认为诗歌体现了悟道的喜悦自然不错，可是提出这是最切近诗歌原意的解释，否认是治学之道的诗作却是让人难以置信的。

然而问题似乎并不那么简单。幅员辽阔的中华大地有许多叫作泗水的地方，如湖北咸宁、广东高州、广西凌云、河南南阳，尤其是朱熹祖籍江西婺源，也有条河流叫做泗水。生于福建的朱熹虽然大部分时间生活在福建，但一生中曾有三年时间逗留江西、浙江、湖南、安徽一带，尤其是曾两次返乡祭祖扫墓。有学者认为，《春日》中的泗水就是婺源的河流。朱熹“素耽山水之趣”(《康塘三瑞堂记》），喜“耕山钓水”(《建阳云谷书院记》)，两次回到婺源，抽暇拨冗，他漫步泗水之滨，深情地欣赏一下家乡的光景，不是情中之事吗？作为诗人，把所见所思凝练成句，描画一下家乡的春日，不也是对故乡的一种纪念吗？（张顺清：《对几个与〈春日〉相关问题的辨析》，《现代语文》年第2期）

的确，朱熹一生两次回祖籍祭祖扫墓（束景南：《朱熹年谱长编》，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第、页），一次是绍兴十九年（）十二月至次年正月初二，中进士之后荣归故里，是冬日；一次是淳熙三年（）四月二十日至六月上旬，四十六岁，夏日，还在家乡建屏山书屋，作为祭祖纪念。两次都不是所谓的“草木葳蕤、花团锦簇”的季节，与《春日》景象不符合。朱熹祭祖，无论是进士返乡还是第二次作为一位文化名人，在当地无疑是一件大事，尤其是第二次，两个多月时间内，他与故乡学者、文人往来频繁，不少人来问学讨教，他为家乡图书馆撰文，屏山书屋的建筑也使故乡人睹物思人。朱熹是儒学的集大成者，在中国乃至世界上尤其是东南亚影响深远，如果是在家乡写的诗歌，或者是写的是家乡的景象，却没有留下时人唱和的篇章，让人难以置信。尤其可疑的是，如果如诗歌描写的内容与当地景观有关，彰显地域文化的地方文献竟然没有收入，这是不可思议的事。

除了《春日》之外，在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中，“泗水”作为地名出还现在《乞以泗水侯从祀先圣状》（卷二十）、《决汝汉排淮泗》（卷五十二）、《偶读谩记》（卷七十一）中，都是通常意义上淮泗的含义，与孔子、儒学有关，没有祖籍婺源河流的印记。综合上述，以为《春日》是写婺源景象的诗篇难以说服人心。

其实，用虚构的景象入诗，传达人生思索的手法，在朱熹诗中并不少见。如《观书有感》第一首：

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

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

不看题目，仅从诗歌字面上看，似乎是写景诗，实际上诗以半亩方塘做比喻，抒发读书时茅塞顿开的喜悦，说明只有多读书，根植深厚，才能境界开阔。第二首也是如此：

昨夜江边春水生，艨艟巨舰一毛轻。

向来枉费推移力，此日中流自在行。

诗以泛舟做比喻，说明做事情一定要遵循客观规律，客观条件到达了，就会事半功倍，一气呵成；做学问也要厚积薄发，功到自然成。由于景象鲜明，人们不禁将题目改作《泛舟》，从而淡化蕴含的哲学意味，迎合自己纪实性阅读经验期待视野（如影响深远的《千家诗》通行本将题目改作《泛舟》）。

《春日》寓哲思于景象，二者融合无间，让人遐思万千。于是出现了折冲二者之间的调和。这种看似折中的解读方法是，首先确认这是一首描写春游的名篇，不仅形象地概括了春天明媚的景象，抒发了春游时的愉快心情，借春游阐发了只要敢于探索，就能认识自然，从而驾驭自然的真理。春游的经验，自然能够联想到读书和做学问（谭秉刚编著《千家诗》，湖南文艺出版社，，第3~4页）。其次，这是一首讲解治学心得的诗，朱熹没有去过泗水，然而诗歌以景语写理，生动流丽，即使做游春诗解读，亦颇可观（谷一然：《千家诗评注》，人民文学出版社，，第3页）。看似中和，却是一种诗歌理解的错误。《春日》与《观书有感》一样，是哲理诗，而并非写景诗。哲理诗并非只以道学气息浓郁的面貌出现，还有另外一种，以具体鲜活而感人的形象让人不知不觉中悟出写作意图，如春风化物、春雨滋润，无声无息，沁人心脾。

一首看似简单诗歌的解读，引发如此难以想象的分歧与争议，实在是始料未及的事，而解读诗歌涉及文体知识、篇章结构、文本互文性、地理、时政、写作者思想观念。古人说，“诗无达诂”（董仲舒《春秋繁露》卷三），一般意义上是说解读的多样性，即所谓的“一千个读者有一千个哈姆雷特”。现代文学理论知识告诉我们，诗歌是诗人、世界、读者之间的互动构建，一首诗歌只有在读者那里才能得到落实、呈现意义，因而读者解读的重要性受到空前重视，读者制造了他在文本中看到的一切（斯坦利·费什：《读者反应批评：理论与实践》，文楚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形式主义者强调文本意义，指出文学作品是一个独立的存在，在文本的内部解释评论，排除作者生平、经历、写作意图的考量，甚至有人以为文本的意义有待于读者的误读而呈现（赵毅衡编《“新批评”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这些理论，为理解《春日》解读中出现的情形提供了借鉴。然而，中国诗歌的创作理念是“诗言志”（《诗经序》），从创作论上强调诗人的情志传达，在解读上形成了“以意逆志”“知人论世”（孟子《孟子·万章》）的文本、作者、世界相结合的综合评论模式。按照传统诗歌评论理论，尽管诗歌解读存在着多种可能性，但是依旧有一个正解，需要我们透过意义的丛林去寻觅。

选自《文史知识》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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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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