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好友转来85级广西博白县中学校友龙少翔写的一篇班级传记，勾起陈年往事，多有共鸣，转发与博中同学分享，并通过戴俊华同学问到了作者电话，跟少翔兄聊了聊本文来历及反响，听说湖南电视台和《致青春》创作团队对该素材感兴趣，想改编为一个剧本。征得作者同意，分享于此，方便感兴趣的博中校友索阅。全文较长，加上收录的回应文字，超过了5万字限制，因此分两部分转载，本文为正文。——朱汉夫

引子

在我们的世界里，时间是经，空间是纬，细细密密地织出了一连串的悲欢离合，织出了极有规律的阴差阳错。而在每一个转角，每一个绳结之中，其实都有一个秘密的记号，当时的我们茫然无知，却在回首时，蓦然间发现一切脉络历历在目。

元旦前夕，网络到处充斥着18岁的怀旧情结，班群热闹非凡。我的思绪又回到30年前，回到年那个炎热的夏天，回到我的博中，回到我的班，回到曾经与我朝夕相伴的老师、同学们中间。我觉得我应该写一写他们，写一写那些年一起经历过的那些事，作为对流金岁月的一份深情怀念。

毕竟，人近半百，岁月无多。

一、你走来他走来大家走到一起来

按照以前的惯例，博中每届都有6个班级，从高二开始分文理科，其中只有一个文科班，我们那一届的班级按顺序排号是~班。年秋季开学后，大家惊奇地发现，文科不但增加到了2个班，班名也改了，叫班，博中开始与外界接轨，按入学年份编排班级顺序，班的意思是“年入读博中的第5班”。

作为文科班虽然开了博中的先河，但从一开始就被标上了“偏房”的身份，普遍认为隔壁才是博中文科班的“正房”。的“成份”也很复杂，名字正本溯源应该是原来的班，人马除了没有原班的人，大部分来自其他5个班报读文科的同学，每个班大约有十来个，还有一两个转学过来的。隔壁的“正统”文科班班主任何旭华老师在博中很强势，也很滑头，他不但抢了原来１３４班的教室，还把报读文科成绩较好的、他认为有“潜力”的同学先挑选进了他的班。所以说，当时确实是一群被人家挑剩下来的没人要的名副其实的“乌合之众”。

林宝强老师原来教的是班，于是就理所当然地成了的班主任。开学第一天班里排座位，我被编到教室的最后一排，我就耍了滑，跑到讲台上悄悄对他说：我近视，要坐前面。林老师当时有点愕然，盯着我看了几秒钟，不知为何竟然就认定我是个“可造之材”，然后指定我做班班长，而来自班连小组长都没做过的我，从此开始了连续两年的“执政”生涯。

为了“立威”，我在新学期某天晚自修课上一时头脑发热突然就走上讲台，发表了一番激情澎湃的“班长就职演说”，获得了热烈的掌声。当时大家还一脸懵逼，既觉得我这个“外来户”的内定班长无可无不可，又抱着些许的希翼和期待。之后，我在林建华任主编的《博中青年》上发表了一篇文章《看着我们》，像是给打了鸡血，从此树立了一种自强不息不甘人后勇于亮剑的班级精神。

年秋季分班之后第一次段考，就取得了不俗的成绩：全班总分超过的有4人：郑武珠、庞革平、龙啸翔、沈东。而隔壁所谓的“正统班”，以上的也不过6人，但他们的人头数比我们多了近1/3，阿郑佬以分高居年级文科第一，并在之后的期考继续蝉联，还在全县英语比赛中夺得“两连冠”。隔壁的黄永文原来也在班的，本来已经去班读理科一段时间了，但成绩排名并不靠前，他说“连郑武珠都能在文科班拿第一，我也能”，于是就转到了班。高中阶段，始终是阿郑佬和黄永文瓜分文科年级总分的第一和第三，庞志军一直是千年老二，高考却突然拿了第一。

班主任林老师本来对没有寄以多少“奢望”，而考试取得的突出成绩却远远超出了他的“意外”，让他在同僚面前大大地“长了脸”。隔壁的何老师我们大家都叫他“阿玄”，因为他有次上语文课时错把“訇”字念成“玄”（这个字念的时候要内舌卷起再往前顶，故意含混不清）。他每次从走廊经过，总是习惯向我们的教室探头探脑，用怪怪的眼光在里面瞄来瞄去，还在他们的班会课上公开声称：打败郑武珠就是打败！有一次，“阿玄”偷偷把我拉到楼梯转角，跟我说他会看相，并神秘兮兮地告诉我：你的小胡子长得很特别，将来一定能考得上大学。

进入辉煌时代是年秋季的校运会，屡屡突破校运会历史记录成了我们当时的“常态”。广播里不断传来激动人心的消息，大都与我们班有关：男子米卜永福11.93秒首先破了校运会记录；男子米卜永福和蒋维分别以23．9秒、24.6秒破纪录；男子米陈东再破记录，具体成绩记不清楚了。此外，男子4x１00和4x接力两个大项由朱群林、陈东、蒋维、卜永福四员大将联手出战勇夺第一；女子米刘小红夺冠；男子米首次列入比赛项目，冯剑功以超乎寻常的意志取得了第三名；还有陈指南的男子跳高、林英红的女子跳远、以及李早、朱伟燏、张祖芬、张兰、庞里、刘永才、王冰梅等等，都在各自的项目中取得了不错的成绩；在最后决胜阶段的女子铅球比拼中，刘素琼奋力一击，以一厘米之差战胜了班很厉害的覃宇农（覃宇农当场就哭了），为我们班总分夺冠画上了一个完美的句号。之后，卜永福、蒋维、陈东、黄洪波被授予“国家二级体育健将”，高考成绩额外增加20分。

校运会的巨大效应使得一时风光无限，大家终于吐出了内心深处憋屈已久的那口鸟气，终于觉得可以跟同年级的其他班平起平坐了，不用再去昂隔壁的鼻息了。

年学校的“中秋＋国庆”晚会让又一次站到了风口浪尖，虽然那个事件现在看来实在不值一提，但当时却掀起了轩然大波，引发了学校的高度警惕。在那个晚会上，我们班出了一个很“奇葩”的节目：四对少年男女携手表演了一段充满青春活力的现代舞蹈！节目甫一登台，立即引來惊呼无数，现场尖叫连连几近失控，观众为这个从未见过的节目类型喝彩不断，校方领导认为有失体统，直接将其与早恋挂钩，责成班主任严厉查处。作为节目筹备组负责人的副班长黄洪波只好引咎辞职，节目表演者陈东、卜永福、梁凯、李早、李鸣镝、覃丹娜、余治平一天到晚夹起尾巴灰溜溜地做人。

时间晃悠悠地来到了年的中秋之夜，学校通知各班举办形式多样的中秋联欢晚会。我们开班务会讨论后，决定以猜谜、竞答、美食分享等等为主。布置会场时，我让“书法家”蒋维写了一副对联贴在黑板两旁，上书“说湘江话长江今宵畅谈东流水、跨黄河过海河明朝共逐北飞雁”，虽然不伦不类，但也表达了备战次年高考的信心和决心。晚会上,我写了一首歪诗，让大家在诗里找一找都有哪些同学的名字；冯剑功出了一道很怪异的＂１＋１＝１＂猜字谜题；熊剑红边唱边跳的《回娘家》把大家笑弯了腰，阿郑佬出了个上联“凤山出凤凤非凡鸟”，我当即对之以“龙潭显龙龙乃稀蛇”，招徕哄堂大笑，于是我就得了个“龙乃稀蛇”外号。晚会的后半场，我带头走进团团围坐的教室中间，伴随着大声的音乐跳起了疯狂的迪斯科舞，完全没有了平常端庄、严肃而虚伪的面孔。

进入新年之后，基本就是高考的决胜时刻了。活动不多，日子也很单调，留下的记忆就是满书桌的复习资料，以及没完没了的模拟考试。我被选上玉林地区优秀学生干部，据说可以在高考的时候额外增加20分。

要参加高考就得先参加预考，预考通过之后才有资格走上高考的战场。预考是在当年的三月底四月初，考的题目超级难，预考的分数线是分，我考得了分。我们班除了刘素琼陈指南等个别同学选择提前择业不再参加高考之外，基本都通过了预考线。

正式高考是在7月份的7、8、9三天，我们的考点分配在博白镇中，博中是其他学校的考点。考前博中所有教室都已封闭，我们去考场踩点回来后，临时被安排到字祖庙下面的科学馆复习。第一天考语文、地理，第二天考数学、英语，第三天考历史、政治，报考外语专业的同学还要加试英语听力。高考的政治科难度很大，我们班的郑武珠考得82分，全广西第一。语文也很不容易，我跟王冰梅都是92分，并列全班第一。数学科却是相当容易，班里得满分的同学有9个。历史、地理、英语跟往年差不多，六科满分为分。当年本科录取分数线最早划为分，因招生人数不足，最后又连降两次，达到分，重点线划定在分，我估分是，实际总分是（老马失蹄，数学反而考差了），排在郑武珠、沈东、陈露、冯剑功之后。上大学后才从老师那里了解到，我之所以会被录取，主要是因为我获得过省级优秀学生干部的特别加分。

考完之后先是估分，然后填志愿，最后才会知道自己的实际得分。文科学生当时没有提前批录取的说法，“第一志愿”的选择非常重要，当年列入“第一志愿”批的全国重点大学文科类在广西总共招生人。为了尽量多上一些“重点”，学校要在内部搞平衡，老师之间互相通气，根据学生的估分情况指导填报志愿避免＂撞车＂。我一开始想填报中国政法大学，后来听估分不低的冯剑功说他也想报，只好忍痛放弃。阿郑佬大叫大嚷说他语文考差了，现在回头再看，如果他当时报考北大，也肯定会被录取，只是可能专业没有隔壁的状元好。老功虽然得分不低，“第一志愿”却落了空，最后进了“第二志愿”批次的学校，成了当年该校考分最高的新生。大沈、陈露毫无悬念地“第一批”就被录上了。我自己却是个意外，被名校录取全靠了运气，趁人家千军万马涌往京城，躲一旁捡了个漏。

那时候，能考上大学是一件十分光宗耀祖的大事，往往要大摆筵席，整个村子男女老少都来祝贺，出门的时候敲锣打鼓十里相送。我们班共有43人参加高考，被录取了37个，当年没考上的，次年补习之后也基本都考上了。据不完全统计，当年被录取的同学有：郑武珠（武大）、冯剑功（北物）、沈东（厦大）、龙啸翔（复旦）、刘永才（南开）、陈露（中大）、严春明（中南财大）、王冰梅（中南政法）、张挺进（长春师大）、梁振柱（安徽财贸）、冯政（天津商院）、庞革平陈东庞坚（西大）、蒋维卜永福梁泽邓春兰刘小红李鸣鏑（师大）、冯正兰朱小凤（师院）、张祖芬何燕萍（民院）、易建中朱汝林（桂林旅专）、余治平（广西商专）、詹德宝张兰李春燕李早熊剑红李萍覃丹娜朱伟燏（玉林师专）、王华光（粮校）、黄洪波（司法）、詹宗捷（交通）、林建华（石油学校）、温才生（桂林轻专）、朱群林（北海电大）。虽然也有些不尽人意的，但大家基本上都算圆梦了。

隔壁班虽然出了个博中史无前例的广西高考状元和一个从理科班挖来的北大学霸，但整体成绩跟我们差不多，中间部分却没有我们班考得好。

二、敬业的老师和“凶狠”的校长

那时候，老师们都很看重“博中教师”这个身份，都很敬业，他们身体力行，身心俱用，而且心无旁骛，丹心一片，把职业当作事业去做，从来没有把教书育人看作一种谋生的手段，身上没有一星半点的铜臭味。

林宝强老师当了一年的班主任后，要经常请假到广西师大去进修（他当时只是大专文凭），他上的历史课往往让我们听得热血沸腾。林老师讲课思路清晰，梳理历史事件脉络分明，善于总结归类，并常常以史鉴今，针砭时弊，言语慷慨激昂、掷地有声。有一次，林老师带我们去白州电影院看了一场新拍的电影《血战台儿庄》，回来之后立即在课堂上洋洋洒洒大赞特赞张自忠“以攻代守”击溃板垣师团，那情景仿佛他自己就是横刀立马的抗日将军。当时还有一部电影叫《日本沉没》，林老师看过之后义愤填膺，严厉批判该片以强烈的危机意识企图洗白日本的侵略行径，为其军国主义招魂。林老师还教我们每天睡觉前“放十分钟电影”，回忆当天的学习内容，下课前也快速把那一节课的内容在大脑中过一遍再走出教室，这种独特的学习方法让我们很受用。

高二结束后，我们的历史课也上完了。林老师请假进修期间，由历史科科组长余瑞清老师来指导我们复习。余老师是一个有板有眼、四方脸、头发有点花白的中年大叔，很和蔼，也很有耐心。余老师有个女儿叫余颖，90年考入上海外语学院，离我们学校不远，同宿舍全是超级漂亮的靓女。余老师给我写信希望我帮忙照顾一下他的女儿，于是平常有事没事我总喜欢逛去她的宿舍坐一坐。

教语文的是李才尖老师，身材高大威猛，行事小心谨慎，走路从来不抬头，据说是因为文革时挨过整。他上的语文课索然无味，不管下面如何闹腾甚至是高声抗议，他永远不会生气，永远只会站在讲台上滔滔不绝地讲他的课，45分钟下来，他左边的嘴角常常会出现一小团来不及擦拭的白沫。有一次开始上课前，我发现他的牙缝里有一根韭菜（估计老师中午是吃韭菜馅的饺子了），下课后韭菜却飞到了坐在前排的李春燕头发上．．．．．．李老师好像对自己也不是很自信，向我布置任务时总是客客气气的让我很不自然。他常常把庞革平和我的作文当范文，用根绳子从作文本的顶端穿过去，然后挂到教室后面的墙壁上供大家观摩。

英语老师朱惠良非常勤奋，而且每天都是精神饱满的样子，我从来没见他疲倦过。他经常自己用打字机打印了很多资料供我们学习，其中大部分是各种版本的英语试题，我们最后的高考英语取得了优异成绩，可以说是题海战术的结果。朱老师的发音本地口语味很重，但不影响我们对这门课的理解和热爱。有一次，朱老师在课堂上点名要朱伟燏来回答问题，但他把朱伟燏的“燏”念成了“橘”，于是阿一哥就死活不肯站起来。朱老师还一直把叶圣恺的“恺”字念成了“岂”，叶作家也将就着认了。还有一次，朱老师点名要朱玲回答“负担(burden)”这个英语单词，朱玲站起来字正腔圆地说“不懂”，于是朱老师就赞赏地对她说“verygood”。朱老师以前在东平高中教过我哥哥，对我也是爱护有加。

政治老师高二时是唐梅芳，身材不高的女老师，原则性很强的阿姨，说话一字一顿，话说出口之前好像总要经过一番深思熟虑。高三之后是年轻的官锡强老师，讲课的时候常常下意识地两肘夹住腰间，好像总是担心他的裤子随时会掉下来。政治是我最心里没底的一科，觉得政治这东西太虚无缥缈了，没什么抓手，复习资料也少。有一次期末考试政治题目超难，全班没有几个人及格，但梁博沙却几乎考了个满分，至今我仍百思不解。班的班主任郑承光老师有段时间也来代过我们的政治课，我们都亲切地称呼他“阿郑哥”。“阿郑哥”一家就住在我们男生宿舍旁边，他有3个女儿，个个如花似玉，于是经常有不怀好意的男生借故到郑老师家里要开水。

数学老师高二的时候是覃宏环。覃老师头发稀疏，天庭饱满、印堂发亮，讲话中气充足，虽然水平很高，但毕竟得算是“人家的老师”。他用教理科班的方法来教我们文科班，大家浑浑噩噩，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覃老师曾有一次打比方说，他只知道鸡的名字叫“鸡”，至于为什么要叫“鸡”，他也解释不清楚。高三之后换到了陈世林老师，他是学校教导主任，讲课深入浅出，基本上是等大家完全理解了才接着往下讲，非常切合文科学生学习弱项科目的实际。记得有一次他讲完后，看看教室鸦雀无声，就高声问“听懂了吗”，回答是稀稀拉拉的“不懂”，我以为他会生气，那知道他接着就说：“不懂我就再讲一遍。”后来高考大家数学取得佳绩，除了题目相对容易之外，陈老师的因材施教才是关键。很清楚地记得每个星期一早上，必有一场数学考试。

地理老师就不用多说了，他就是接替林老师在高三时做我们班主任的王贞瑛老师。王老师是个老愤青，虽然只有高中学历，但知识面和教学水平应该相当于硕士甚至博士，带过的班考出过很多英才，在博中很有声望。王老师上的地理课，45分钟时间他基本要用35分钟来讲他的“单口相声”，只用10分钟讲书本内容，但奇怪的是，这种很夸张的授课方式丝毫没有影响我们对知识的学习和吸收，反而加深了灵活运用能力。王老师有点“不务正业”，很喜欢照相，有一台档次还不算低的单反相机，一个人过优哉游哉。我从来没有见到过他的夫人及孩子，据说是农村的包办婚姻，缺乏感情基础，他一直不愿提及自己的家庭生活。大学毕业后有一天晚上突然接到王老师的电话，把我吓了一跳。王老师让我帮他女儿找一份能保证有饭吃的工作，话语里的父爱真情流露，让我深受感动----原来王老师也是一个性情中人。

体育老师当时是不固定的，三个经常轮换，他们分别是：覃锡祥老师、高平老师、韦波老师。平常的体育课一般也就是打球跑步沙坑跳远什么的。记得高中期间只上过一次游泳课，是在公园门口的游泳池，那天班里有几个女生公然旷课，老师不置可否，我却在之后的班会课上严厉批评她们，现在想来真是好笑。当时还有两个女生辅导员，分别是高一时教生物的刘英锋老师和陈世林老师的夫人高琳老师，只是辅导员管的是全校，而且是女生，所以没什么印象。另外，博中还有个戴眼镜很帅气的团委书记，他有一个很讲政治的名字叫“江捍东”，誓死捍卫伟大领袖毛泽东。

最恐怖、最刻骨铭心的就是我们博中的校长庞军了，他的严厉简直到了“凶狠”的地步，让正处于青春叛逆期的我们一个个胆战心惊，防不胜防。跟庞校长“不慎重名”的同学，一入学就全都自己主动去改了名，于是隔壁才有了“庞志军”、“庞宇军”们。每天清晨，庞校长总是早早就站在外操场入口，他要一个一个地盯清楚，看看是哪个班纪律松散、列队拖拉。收操后他必定会有一个训话，一般是总结前一天的学习、卫生、风纪等情况，话一出口必定是声色俱厉，不管点到还是没点到的班级或个人，必定会听得心惊肉跳两眼发直。他的近视眼镜度数很高，镜片后面的目光深不可测，一望生畏。那个时候，我们当了班长的常常要到他那个有教室那么大的“校长办公室”，先听他训一轮话，然后无条件接受他分配下来的任务。高中三年，我从来没见庞校长在任何场合表情轻松过，也从来没见他脸上有过什么笑容，哪怕仅仅是微微的一笑。

庞校长的严厉体现在博中生活的每一个层面，千万不要抱什么侥幸心理企图在学校做坏事不被发现，庞校长随时都可能从某个角落里钻出来，将你人赃俱获。我曾亲眼所见：班的庞伟元有次穿了拖鞋，被他截在楼梯口，一声不吭就扒了直接扔进垃圾桶，然后喝令他赤脚跑回宿舍去换回运动鞋。有一个寒冷的冬夜，我们宿舍的朱群林尿急又不想跑那么远上厕所，出了门口站在走廊边上就往楼下来个高山流水。正当他吹着口哨意气风发之际，一道手电筒的强光突然射来，跟着传来庞校长雷霆万钧的一声大喝，当即把阿朱伯那已经尿到了一半的给硬生生地憋了回去。最近听说阿朱伯身体不太好，身上某些零件有时运转失灵，不知道跟当年那泡尿有没有关系。

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之初，百业待举百废待兴，博中以不甘人后的豪气推进改革，庞军校长在林时老校长的大力支持下，高举改革的大旗，启用一批年轻英才特别是刚毕业不久的毛头小伙在前边冲锋，激活了春水，师生一心共同成长。很多年轻教师也是得益于那个时代的磨练，被自己的学生“迫着”学习更多的东西，后来也成长为各个阶层的精英。现在看来，如果没有庞校长近乎魔鬼训练般的严苛管理，没有老师们经年累月无怨无悔的艰辛付出，博中88届学生一定不可能创造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巨大辉煌。那年的高考，博中超越了玉高，在广西手屈一指，考上清华北大人大复旦交大等名牌大学的学生一抓一大把，现在红透半边天的南宁二中、三中这些所谓的“名校”，当年在骄傲的博中人面前，根本就无法抬头。打个通俗的比方，就是“一只狼领着一群羊把一只羊带着的一群狼杀了他奶奶个屁滚尿流”。

三、清贫的生活刺激着摆脱清贫的神经

博中的生活是相当清贫甚至清苦的，那时候的条件远比不上现在。当年，我们住的宿舍大都是泥砖瓦背房，屋顶上常常有老鼠跑来跑去，有些老师的宿舍还跟我们挤在同一栋楼里。

冬天洗澡是一件麻烦事，得先去食堂后面排长队打热水，要用到热水票，一分钱一张，男同学经常是左右两手各提一桶往后面的冲凉房飞奔而去。女同学力气小，一般都是侧弯着腰，每次只能提一桶水，慢慢一步一步吃力地往前挪。很多同学为节省时间，就去洗冷水或者干脆不洗。男生宿舍后面不远处有一条不知名的小河，可以在那里洗衣服。小河再过去有一口水井，需要用一根绳子绑住锑桶垂到井里取水。冬天水位下降，去晚了水就没了。井底很深，井口很滑，下面常有掉落的水桶，叶圣恺曾有一次冒着巨大危险攀爬井壁下去捡，现在想来还是毛骨悚然。

吃饭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农村的同学需要让家里到当地粮管所交了自产的稻谷，再把相关凭证拿到学校伙房才能换来等量的饭票。“非农”的同学可以直接拿粮票和钱一起去买饭票，粮票要求是全国通用的，仅限于广西区内流通的一般不会收。菜票只需付钱就能买到，每天吃多吃少吃什么菜由各人自己掂量，月生活费一般在25元左右。

食堂的早餐常常是这两样：粥和粉。粥说是肉粥，其实就是一大锅清水粥里放几小块猪骨头，别的全靠味精。粉是凉的河粉，用滚烫的酱油水一冲，瞬间便美味无比。食堂旁边有个小卖部，店主大家都叫她“阿蓝姑”，是李才尖老师的爱人，她早上经常用三轮车从校外批发一些馒头包子回来卖。还有一个穿着一身脏衣服眉毛胡子贼腻兮兮的中年大叔，一大早就用自行车拉了两大桶鲜奶进来卖。牛奶既兑了水又加了糖，很甜，5分钱一小勺，一角钱一大勺，但两个小勺的倒在一起，却只有大勺的2/3。如果你说要买一角钱大勺却不留意去盯着，他舀奶的手到时就会故意抖动几下，于是勺子就装得不太满了。我曾专门站在旁边怔怔地观察过好几天，对这个狗叼的挣钱本事佩服得五体投地。

中饭和晚饭的菜式品种会多一些，其中扣肉是每餐必不可少的，一角钱一块，相对比较便宜。传说扣肉是从外面买来的母猪肉、病死猪肉进行再加工的，只是大家吃便吃了，也没见有什么涉及到健康问题的事件发生过，可能是饥饿的肠胃早已完全适应接纳一切带油腥的食物了。食堂门口斜对面后来还开了个营养餐厅，卖的小锅菜口感好但价格贵，大家偶尔也会去改善一下生活。学校还允许学生把生料拿到食堂里面那个蒸饭的大锅里顺便弄熟，有人去外边买来排骨之类，加入一些从家里带来的黄豆、花生，用搪瓷口盅或饭盒装好并在上面贴一张热水票交到食堂，师傅蒸好后会放在厨房门口边的饭桌上由各人自取。

食堂门前有一大一小两个池塘，塘里养了很多罗非鱼，一边站着吃饭一边把饭粒丢下去喂鱼，是当时为数不多的趣事之一。有一年冬季学校捕鱼，除了发给教职工之外，也分一些给食堂让师傅们烧好给学生免费分享，感觉很是温馨。王贞瑛老师有次在课堂上说，10粒黄豆的营养价值与一只鸡蛋相当，于是阿一哥常常念叨着要拿他的黄豆去找王老师换人家屋里的鸡蛋。

丢饭盆是常有的事。食堂门口洗碗槽的自来水管没安装有水龙头，一根管子每隔一尺左右钻一个细孔，开饭的时候师傅会打开总闸，小水柱子就并排着源源流了出来。饭后大家为省时省事，就把饭盆洗好放在食堂里面靠近门口的水泥面板桌子上，开始的时候都是按班分管，后来渐渐就乱了套，于是就有人混水摸鱼，用了别人的饭盆，被用的同学，又悄悄再去用另外其他人的，这么一个一个传下去，个个都是既做贼又想抓贼：被偷的时候肉痛，偷的时候忐忑，那种复杂心理估计一辈子也不会再有了。后来大家都是打好了饭再带回宿舍吃，然后把饭盆放在宿舍，或者用红漆在饭盆外边写上自己的班级和名字，这样才安全了。

外操场公园门口的马路边有几个饭店，味道都很不错，周日中午或傍晚，老功、大沈、郑佬，肥佬经常是在食堂打好饭，然后端了饭盆呼朋引伴到外边饭店花几块钱炒个菜，那时候常用的专用语是“做货”、“饮醒”，个个老远就开始大呼小叫兴高采烈。钱水少嘴又馋的詹德宝、詹宗捷们，就去外边市场上买回生猪肉、鸡蛋、黄豆等等，用酒精炉煮来吃。我晨跑的时候常常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往公园路的南边走，因为那里有个“北园酒家”，他们做的扣肉干捞粉味道那个鲜呀，至今想想还会漏口水。

收到家里的汇款单是一件五味杂陈的事。晚自修的时候，总务处有个胖胖的阿姨常常会来到教室后门，先用笔敲一下窗子，再大声叫喊某个同学的名字。每当这个时候，大家就知道这位同学又收到家里的汇款单了。新钱到手，心情往往都很复杂：一方面饥肠辘辘的状况终于有所改变，另一方面又会遥想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父母为自己付出了多少艰辛。随着年岁的增长，我们也开始懂得感恩了，明白了只有拼命读书，才对得起父母的养育之情。

县城的同学，家境条件相对要好很多，最起码的都是衣食无缺了。尤其是几个官二代富二代们，我印象中他们从来没有操心过穿衣吃饭这些破事。庞革平的老爸是县里的人事局长，那时候托关系走后门的风气开始盛行，去局长家汇报思想当然是不能空着手的。于是庞革平就经常把他家里吃不完的水果点心搬来宿舍给大家分享，卢晓军、梁凯也经常都有各种稀奇古怪的零食。有一年中秋，冯政送了我1/4块月饼，那是我第一次吃到叉烧做的非常好吃的月饼，我差点没把自己的舌头嚼了咽下去。

高中期间唯一的一次“旅游”是在高二上学期段考之后，目的地是浪平的将军岭。卢晓军、张兰等县城同学帮借来了好多辆自行车，大家像出笼的小鸟一路欢呼而去。由于路途较远，路况不熟，一些车子又发生故障，约有一半的同学走错了路不得不中途折返，最终能站上将军岭峰顶的女生只有4个，其中梁博沙的车路上摔坏了，由王冰梅、刘小红、张祖芬、严春明轮流驮着她过去。

四、躁动的年纪以及无处安放的青春

尽管物质生活十分贫乏，但丝毫没有影响我们对未知世界的幻想和探究。那时，天是蓝的，草是绿的，树是开花结果的，青春的荷尔蒙充盈着我们的每一寸肌肤，我们处在一个多梦的年纪，哪个少年不钟情？哪个少女不怀春？

性是永恒的话题，谈性的时候我们总是赤裸躶地直至露骨。尽管我们当中没有一个人真正接触过异性，但不妨碍我们个个都成为这方面的“专家”。教室门口的走廊，常常是我们“耍流氓”的地方。每当课间，我们总喜欢并排倚靠在走廊的围栏边上，盯着同班但更多是隔壁班那些或胖或瘦或高或矮或凸或翘的女同学一个个从眼前走过，闻着从她们身上飘过来的或浓或淡或远或近或有或无的异香，总要嘻嘻哈哈地怪叫一番，然后再发表一些酸酸的评论，并给那些长相姣好或者衣着打扮有些特别的女生起了不同的外号。

有一次，冯剑功阿郑佬他们正在内操场打排球，看到班的覃宇农、黄瑞华、朱汝葵三个漂亮女生从球场边经过，于是就搞了个恶作剧，故意把球打飞过去，当即把其中那个原本“情意浓浓”的女生打哭了。那时，青春女孩随意的一件服饰或不经意的一个动作，总能引发大家的无限遐想。

晚间的卧谈会，荤笑话自然是必不可少的，这方面阿一哥、阿郑佬都是公认的权威，肥佬、刘永才偶尔也会有一些出人意料的发明和发现。往往都是整个宿舍的光棍们一起自动自发、群策群力，不断提升卧谈会的品质和档次。有一回谈兴正浓，詹宗捷起身准备上厕所，猛然间发现班主任王贞瑛老师像门神一样定定地贴身站在门墙边，顿时吓得魂飞天外。当然，第二天的班会课上必定又少不了一场暴风骤雨的训诫。

被谈得最多的同班女生是陈露，她是高二下学期才从城厢高中转学过来，据说朱惠良老师跟她们家是亲戚关系。陈露的后脑勺有一根那时候很罕见的长辫，其时适逢电影《神鞭》开映，于是那几个卵仔就给她起了个号外叫“神鞭”。陈露一直给大家很高冷的印象，不但从不跟男同学来往，平常跟女同学好像也没什么交流，记忆中，她只跟朱玲相处还算融洽。陈露刚转学过来时，林老师便找了陈露谈话，问她将来的目标是考哪个大学?她说家里人要她考广西师大，因为有个姑父在师大工作。宝宝老师认为目标低了点，建议她向重点乃至名牌大学进军，并同她约法三章:一在读高中期间不准谈恋爱，二要严守学校一切纪律规定，三要勤奋学习，赶超别的同学不拖全班后腿，并强调(实际是吓唬)如违反其中任何一条就把她退回原来的学校，问她是否能做到，她虽不是很不情愿但也说“能”!记得有一次轮到她值日，打扫教室时水不洒、椅子不提，只是做个扫过的样子，很不认真。于是宝宝老师就在班上严厉批评，并罚她连扫三日。听阿郑佬说，那几天她扫地时怒目圆睁，把椅子推得“叭啦”“叭啦”响。陈露虽然仍像一匹野马那样桀骜不驯，但竟以非凡的意志真的做到了那三条，每一次考试都在进步。而每次大考后宝宝老师都找她谈话并提出下一阶段目标，还特别提醒她注意前面的“三条"。大学毕业后己在中大工作的陈露那次回博白跟老师同学聚会，在餐桌上很郑重地向林老师敬酒一杯，并说：“林老师，我对你是又敬又怕,直到现在，你仍象一条鞭子一样高悬在我头上。”

早恋在当时是高度敏感和忌讳的一个词汇，学校始终利剑高悬严字当头，家长和老师万分警惕时刻防患，而正处于青春期的我们无时不刻不在蠢蠢欲动暗度陈仓。楼下班有个男生偷看了“禁书”《鹿鼎记》之后，按捺不住满腔欲火，在一个月朗星稀的夜晚偷偷潜入女生宿舍区，企图施展刚刚学来的“十八摸”神功，结果被逮了个正着，落得个“留校察看”的严厉处分。那时候博中的男生在数量上占据绝对优势，文科班还好些，学理科的女生寥寥无几。排队做早操的时候，看到隔壁理科班只有稀稀拉拉的几个女同学，其中还有一个头发很短比男人还男人的“阿牛哥”，真替那帮排着长队的老光棍们着急。

我们文科班的同学天生就是“多情种子”，我每次在校长办公室开会都被“特别提醒关照”。林老师找我谈的“工作”也大多与早恋有关，要求我想方设法彻底根除班里的早恋问题。由于心里有鬼屁股有屎，我在这方面确实做得相当“龌龊”不地道。有一次我被逼得狠了，就在班会课上不得不发表一通言不由衷的“早恋危害论”，还在黑板上写下了一句不记得是从何处抄来的格言：“假如你有一颗爱的种子，请不要让它过早地发芽，因为现在还不是春天！”

关于早恋这方面的业务，我们班纸上谈兵的很多，闷声发大财的却也不少。当时詹宗捷恋李早就恋得死去活来，我出面严厉干涉过，还动用了老师的多次棒喝，后来才有所收敛。有一个周日的傍晚我去公园跑步，看见不远处陈东和覃丹娜并肩携手走来，我躲到一旁，看陈东推着自行车在慢慢往前走，覃丹娜袅袅娜娜跟在旁边，用手挽着陈东的胳膊，当时我就觉得他们两个一定已经有了不可描述的事情，至于黄洪波在他们两人中间还有些什么瓜葛，应该是之后的事了，得由他们自己主动来坦白了。班里还有个表面老实寡言少语三脚踢不出一个屁来的严春明，一边偷偷地跟初中时候的女同学书来信往互诉衷情，另一边却又企图对班上的某个女生暗送他秋天的菠菜，最要命的是这个女生竟然还是我的暗恋加初恋！老严你想找抽啊？刘小红是我的啊，你可千万不能下毒手啊！

故事的情节虽然丰富多彩，故事的结局却乏善可陈。班里唯一一对修成正果的，是陈忱和庞里，他们都是在上了大学之后才开始恋上的，是在共同战斗经历中结下了情谊的“革命伴侣”，跟早恋没有半毛钱的关系，祝福你们！

五、春风不解风情燃烧了少年的心

现在回过头来看，当初我们那么放荡不拘，做下那么多的殠事、蠢事，不是因为我们的品质有多坏或者想变坏，而是当时的学习压力实在太大了，大家需要找一些宣泄的出口。其实，自从踏进博中校门的那一刻，每个人都十分清楚自己肩上的责任和使命。我们大多来自很普通的家庭，不少还是农村贫困家庭，高考是唯一能改变我们命运的捷径。在眼前这座候着千军万马的独木桥上，我们只能赢，不能输。

所以，读书才是我们没有任何疑虑的“主业”。

记忆中，我们在高二结束时就已经全部上完书本的课程，高三那一年，基本都是在复习、练习和模拟考试了。背书是很有效的复习方式，我只要对着历史课本的目录，几乎就可以完整地将四本书（《中国历史上下册》、《世界历史上下册》）从头到尾背完，而更厉害的隔壁学霸庞志军，据说他倒过来也背得很轻松。摊开一张《中国地图》或《世界地图》，用笔随便往图上一点，我就能说出那地方在什么区位、是什么性质的气候、有什么资源和特产、适合发展什么产业。当然，我们也不是死记硬背，还要学会归类总结整理，比如列举雅各宾派有哪些政治观点、年世界发生了什么大事、穆罕默得.艾哈迈德在哪一年从麦加出走麦地那创立伊斯兰教，一个人8月初驾帆船从太平洋经巴拿马运河驶往伦敦，他会遇到哪些气象问题，等等这些，我们都得用笔记本清清楚楚条理分明地整理出来，反复练习。

语文一直是我们的弱项，权威的复习、模拟考试资料不多，大家只能钻到书本里去盲人摸象。李才尖老师上语文复习课总是不得其法，隔壁的那个阿玄老师更是没多少招数，博中其他班的语文科老师也都差不多，高考语文科要考出好成绩，很大程度上得靠平时的积累，靠各人的悟性，或者说是靠运气。记得当年高考语文科的作文题目是《习惯》，当时我是用书信格式去写的，后来一个很偶然的机遇得以翻看自己的档案，发现评卷老师竟然给了个满分50分！那时候，信息还不发达，与外地的沟通基本是靠书信。博中的支书朱光富老师门路较多，经常会从南宁二中、三中等外校朋友那里要来各学科的复习资料，总是一到手就疯狂地印发给我们。

考试是必不看少的，最后那个阶段几乎是三天一小考，一周一大考，周末基本上都没有休息。重要的考试每学期有两项：段考和期考，老师评卷的速度相当快，一两天之后就可以把答卷发回来，让大家订正，经常有同学对老师的评分提出异议，老师也会及时纠正。单科和总分成绩都会张榜公布、全班进行排名，排名表就贴在黑板左侧的下方，每个人都会十分在意自己在表中的位置。考得好的郑佬们总是大呼小叫欢畅无比，考砸了的特别是考前神经高度紧张的女生们都很沮丧，但也有人咬牙切齿暗暗发誓要在下一次扳回来。印象中，我的成绩比较稳定，基本保持在全班第3名，偶尔也得过一两次第2，但从来没得过第1，也不会掉到第4名以后。第1名总是被阿郑佬独揽，只有2次例外，一次是高三上学期段考被冯剑功逆袭，另一次是最后一个学期期考被大沈夺走。老功因了那一次夺冠，从体育委员升格为团支书。原来的团支书庞革平由于同桌的阿郑佬在考试时拒绝给他“借鉴”，成绩有所下降，职位也降为劳动委员。但革平同志很争气，降职不降身份，从劳动委员又转为宣传委员后，主编了一份班刊叫《心生》，并在一次全县征文大赛中勇夺第一，作品是《从芒编上站起来的年轻人》，庞军校长在早操后用高音喇叭向全校公开通报表彰。

那时候博中的学霸基本上都是男生，文理科都一样，拔尖的女生寥若晨星，叫得出名字的大概有三个：1班的张晨、4班的张然和6班的黄燕清。我们班总分前几名的几乎全是男生，女生中的刘小红、李鸣镝、王冰梅、邓春兰等偶尔也能插进来，但也只是偶尔而已。“神鞭”本来机会很多，无奈每一回都被数学拖了她的后腿，只能老老实实地后面呆着。大沈、老易的成绩也比较稳定，但老易后来高考发挥失常，很是遗憾。

每个期末都会评选三好学生及优秀学生干部，荣誉很大程度是与考试成绩挂钩，学校会将各班评选出来的名单张榜公布在池塘边医务室后面的墙上，并发给数额不等的奖金。王冰梅至今很清楚地记得高二上学期期考她得了全班第三名，获得13.5元奖学金。有一次，阿郑佬领到钱后立马就跑去白州饭店，大手甩出10块大洋吆喝饭店师傅来一大盘白斩鸡，然后用旧报纸包着兴冲冲跑回来，跟他宿舍那一帮光杆兄弟们吆五喝六地分享。

班干、团支部选来选去基本上都是固定的那几个人，但职务常有轮换。班长一直都是我，没换过；“波头”引咎辞职后大沈接任副班长，郑佬原来被安排做生活委员，他觉得不够风光就去找林老师闹辞职，林老师只得把他跟大沈对调，最后一个学期的副班长是冯正兰；团支书的职位庞革平和冯剑功各做过一个学年；学习委员郑武珠，严春明，刘小红三个都做过；文体委员卢晓军、冯剑功；组织委员易建中；宣传委员李鸣镝；女生委员邓春兰；劳动委员温才生、冯正兰；生活委员沈东。另外还有几个小组长：张兰、张祖芬、王冰梅、梁泽、熊剑红。

班费一直都是大沈在管，新学期每个同学都要给学校交学杂费，其中有2块是班费，学校会退回给班级统一管理使用。此外，学校每个学期都给各班发放数十块不等的奖助学金，也都一并由大沈保管。那时候外面有个银行周末会派来2个人到学校的小卖部那里设点办公，我们班的经费就存在那里，记得是一本深黄色的精致小存折，里面最多的时候存有近块钱，后来毕业聚餐时都用完了。

六、睡我上铺的兄弟可曾记得你那些问题

最近一次班群聊天才解开了一个隐藏很深的秘密，一桩发生在30年前的“无头悬案”。

李才尖老师在教室后面的墙壁上办了个《学习园地》，有一天，不知谁在他批注过的资料旁边加上了“狗屁不通”四个字。李老师看了很生气，第一次在课堂上发飙，要求我追查究竟是谁的“杰作”。我连续查了好多天，又是对笔迹，又是盘问威胁，又是故意诱导，最早的怀疑对象是阿朱伯，然后是叶圣恺，一个一个男生排查过去，最后牢牢锁定张挺进，虽然他一再喊冤，可喊完还是得乖乖地写了检讨。当时我甚至连女生都怀疑过，可就是从来没怀疑过他-----在全体师生眼里最“品学兼优”的大沈！原来最凶恶最阴险的“阶级敌人”就藏在自己的身边呢！

大沈的坦白仍然让大家感到十分震惊和难以置信，同时也勾起了对李老师的无尽思念。李老师由于家庭出身问题，曾被整得很惨，一有什么风声鹤唳，立刻就汗毛倒竖、战战兢兢。他自认为水平有限，总是拼了老命倾尽全力想把自己所懂得的全部教给大家，只是年少的我们懵懂无知，把老师的仁慈宽厚当作软弱可欺，给了他不少难堪，现在想来真是懊悔不已。虽然道歉迟到了些，但以李老师的大人大量，得知当年的那帮熊孩子们今天竟也会齐刷刷地列队向他鞠躬，九泉之下必定也会莞尔一笑。

那时，我们的宿舍是由旧教室简单改造而来，开始是一大一小两间，高二下学期调整为三个小间，其中两间连在一起。宿舍区没有自来水，早上刷牙洗脸得去食堂门前一个小小蓄水池那边，很拥挤。大家为了方便，往往在前一天晚上洗完澡或洗好衣服后顺便就提了半桶水回去，放在门口转角处留待次日一早使用。前一天没洗澡的同学常常会早起，把人家装得多的匀一些到他的空桶去，或者是每个水桶各取一瓢，一般也没人跟他计较。“小气”的如冯政等，会把他的水桶藏到床底下，人家也会识趣地不再去匀他的。我们宿舍的蒋维发明了一个“干洗”的方法，他用一口盅水就可以把刷牙和洗脸这个大项都妥妥地给解决了。听说女生宿舍那边的李早后来对此“发明”进行了改良，还可以用更少的水就能搞定。我至今仍弄不明白他们的灵感从何而来依据的是什么原理。

卧谈会依然长盛不衰，只是话题慢慢就有了转变，毕竟大家的性知识水平本来就相当有限，而且光有理论没有实践，聊来聊去还是老三样，日久也会觉得无趣。于是就有人提出了类似“青春痘最好是长在什么部位”这样的问题，最后得出的共同结论就是“最好长到别人的脸上”。有一次，黄洪波问大家最喜欢《三国演义》里的哪一个历史人物？我抢先回答说最喜欢诸葛亮，结果那几个卵仔一致说他们还是喜欢貂蝉。

有一天晚上熄灯前，阿郑佬坐在床边一边抠他的臭脚丫一边大谈他对女性三围的新认识。正说得兴高采烈口沫横飞时，睡在对面上铺的阿一哥探过头来问他：“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核心内容是什么？”阿郑佬一时还没转过弯来，相邻床位的庞革平蚊帐里就传出簌簌的翻书声，跟着就有人代他回答了阿一哥的问题。于是，“约翰内斯堡是哪个国家的首都”、“《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在哪一年写成”、“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什么时候爆炸”等等问题接踵而至，大家不知不觉便又转到学习上来了。

那时班上学习氛围是相当浓厚的，有一种你追我赶、谁也不服谁的风气。阿郑佬虽然盘踞着老大的地位，但也常常居安思危。他的危机感不仅来自隔壁或者更远的地方，也来自本班的那些屌丝们。那次段考他被冯剑功成功逆袭夺走了他的“宝座”，就惊出过不少冷汗。让他忌惮的是身后还有个无比阴险毒辣的大沈，一直都在虎视眈眈。而老易和我也非等闲之辈，随时都想扑上去。我曾在多个场合发出“彼可取而代之”的豪言，可惜每次总是功亏一篑。

班里按学习成绩大致分成三个梯队，冲在最前面的以阿郑佬为首，矛头直指隔壁，以“打败，抢走他们的女人”为己任，前呼后拥，排山倒海。紧随其后第二梯队主力是一群穷凶极恶的女共匪，陈露、刘小红、王冰梅、邓春兰、李鸣镝是主要干将，中间裹挟着冯政、刘永才、梁泽等一班小男人。第三梯队虽然不乏卫生员、通讯员、警卫员等等，但他们也同样紧握着针管、电线、木棍跟着前方队伍冲锋陷阵喊打喊杀。全班上下目标一致空前团结共赴国难，如同一窝倾巢而出的悍匪，高举着鬼头刀哭丧棒勾镰枪，使出撒石灰绊马索撩阴腿等五花八门的怪招阴招损招，把一队洋枪样炮龟头缩脑的“皇协军”杀得鬼哭狼嚎落荒而逃，然后站成一排对着那个硝烟滚滚的方向解开裤带逆风尿三丈哈哈大笑。

遥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的浩浩声势，大家现在仍然心潮澎湃热血沸腾。那时候，同班、同年级之间在考试时的竞争几近白热化，但同学们平常仍然会互相帮助、共同进步。阿郑佬虽然外家功夫练得炉火纯青，但也有自己“练门”，他对解释几何的解题方法一知半解，常常在数学考试中吃亏。后来，在这一偏门功夫上浸润过不少时日的梁振柱主动施以援手，用“九阳神功”帮他打通任督两脉解开被封的穴道。庞革平原来跟阿郑佬同座，学习上得到过阿郑佬的很多帮助，调离后成绩直线下降，于是他去找班主任哭诉后又被调了回去。当然，阿郑佬也吃曾过庞革平家的不少扣肉和猪脚。平常大大咧咧的阿朱伯，每次向大沈请教问题时，总是趴在书桌上低声软语，撅起的屁股从来不敢发出一点声响。我现在仍后悔当初叶圣恺问我如何记得住历史年代表时，我解释得不够细致，让他听起来有些似懂非懂。

当时大家的勤奋和刻苦常常让学校十分“忧虑”，为了保证必要的睡眠时间，保护我们的身体健康，下了晚自修后要求教室一律关灯，不允许“开夜车”。宿舍熄灯后，一些同学又点起蜡烛、手电筒，废寝忘食地坚持看书学习，常被巡夜的校长、老师们喝止并收缴“作案工具”。“学霸”阿郑佬一边瞧不起这种“笨功夫”，一边自己也偷偷这么干。隔壁的阿玄不知道用了什么手段，竟然为他们班的学霸争取到一份“特权”，让黄永文可以点着煤油灯在教室里通宵达旦地复习。据说咱们班女生那边也是蛮拼的，梁博沙就经常躲到厕所和路灯下看书，臭哄哄的气味和成群结队的蚊子也没对她有什么影响，余治平上一次厕所都要背３页地理书。

七、苦难的岁月教我们学会了坚强

最近，班群里晒出了当年大沈睡觉前躲在被窝里打着手电筒写下的潦草日记，现摘录其中的两则，原汁原味，原封不动。

其一：6月15日，星期日，晴。不知如何好，已寄信回去让家里大哥、四哥商量寄钱来，却还没收到，实在费解着急啊！已借了好些钱了：东云5元，邹友2元，冯政2元/2斤，叶衍0.75元/2两，陈达海0.4元。又快要没有吃的了，为什么家里还不想想（办法）？想快一点？近来复习效率十分低，进展不大，效果甚微，可以看到，许多人跃起来了，要注意啊，奋起力争，拼搏！

其二：2月8日，星期一，雨。今天下午六哥来，带来了25元钱，其中有15块是爸给的，10块是妈给的，妈叫我用来买衣服穿。看来，家人对我的关心是挺够的了，特别是妈妈，让我非常感激，大概她见天又冷了，想到她儿子可能也要挨冻了，还十分了解我，知道我没买过衣服，妈对我的关心是多么无微不至啊，每当想到她在家日夜操劳、忙碌的身影，总是不停地干活的双手，我滚热的泪珠便簌簌流下。是啊，妈为了我们六兄弟姐妹，流了多少汗血，操了多少心啊，我还能有什么理由不感激她呢？不努力去学习来报答她的养育关怀呢？写到这里，我已是热泪盈眶。妈攒下10块钱多么不容易啊，她做的一切工作，一切辛勤的昼夜手工劳动，操持家务，养鸡喂鸭，无不是为了我们兄弟几个啊，而她却常遭到曲解、误解和责骂，她哭过，我还顶撞过她，大声呵斥她，她为了我们，几乎什么劳苦辛酸都受过了。妈，多好的妈妈，我想世界上没有谁比您更好的了。写到这里，视线已经模糊，无法再写下去了！唉，还是用实际行动来报答妈妈对我的一片深情吧！

大沈那一页一页饱含泪水的日记，道出了同学们共同的心声，苦难的岁月离我们并不遥远。当时，农村虽然已经推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民生活普遍有了很大程度的改善，但是，在某些阳光一时难以普照到的山旮角落，贫困依然如细菌般顽强地孳生着，并直接或间接肆无忌惮地侵蚀着我们正在发育的躯体。

我们大多来自农村，家里兄弟姐妹多的，日子都会过得十分艰难，有些同学的父母亲人经受不住长年累月的煎熬，或无力下田，或卧病在床，或撒手人寰，家里一年到头除了靠养几只鸡鸭或一两头猪拿去卖钱，就再也没有其它收入了。一旦遇到鸡瘟猪瘟的灾荒年月，基本上就是倾家荡产了。虽然平常省吃俭用，恨不得将一分钱掰开两半来使，但很多家庭仍然无法维持基本的温饱，更加拿不出什么钱来供自己的孩子读书。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我们很小就要跟随长辈下地干活，风里来雨里去，天生就具备了一种抗饥饿抗疲劳抗灾难的强大素质。李鸣镝记得小时候去放牛，常常因为力气太小拉不动那头倔强的大牯牛，于是天流泪，牛流泪，自己也流泪。干重体力的农活再苦再累都认了，唯有一样东西让我们现在想起仍心惊肉跳：稻田里有种叫“蚂蟥”的水生动物，专吸人血，而且长相十分恐怖。王冰梅、余治平一想起就恶心得想吐，李瑾、邓春兰被粘上就一边惊叫一边疯跑，李早、李鸣镝一眼瞥见那玩意快速游来，一个激灵就跳上了一米多高的田埂，然后不停地跺脚哭喊……可是哭归哭、喊归喊，哭完喊完还是得抽泣着万般委屈地继续耘田插秧。一旁的父母哥哥姐姐叔伯阿姨时常也会大声训斥：怕蚂蟥？看你有没有那个命呀，不想被蚂蟥咬，就去发力读书将来当“国家干部”呀！

刘永才是家里几个兄弟当中最小的一个，长期依靠在博白糖厂做日工的三哥勉强维持最低限度的生活。他的三哥当时还没成家，身材跟他差不多一样矮小瘦弱，听说每天至少要扛总量超过他自身体重倍的东西，才能保证三餐吃得饱饭。他每次送钱过来，面额都没有超过一元的，总额也很少会超过5元，但高中三年一直从没间断过。身材消瘦的梁泽，常常只打白饭不打菜，他说他还是习惯吃些从家里带来的咸菜。他用几个玻璃瓶子分别装了萝卜干、酸菜、芋头苗之类，放在箱子里，一到饭点就用勺子各掏一点出来，就着热水泡过的饭慢慢嚼着吃了。王冰梅每当只打一份5分钱青菜跟姐姐均摊的时候，饭堂的阿姨总是额外给她多加一些菜汤或半勺扣肉汁。

班里农村同学的情况也都差不多，大家彼此心照不宣，一般不会主动去打听别人的家庭情况，一是自己会心酸，二是担心会伤害人家的自尊。李瑾有个高她一级的初中同校师兄，是当年全校唯一考入博中的幸运儿，成绩一直很不错，但刚进入高三就突然莫名奇妙的辍学了。多年后她才知道，原来是家里已经拿不出十几块钱的学杂费了，也无力继续承担他在校期间的生活费，他咬咬牙就不辞而别，只身外出打工，打算挣了钱再来复读。但世事难料，数年后他还是不得不在四面透风的寒窑里娶妻生子，延续着祖祖辈辈的艰辛生活。

有一次，医院一位部门负责人专程来学校反映，说博中有个家庭十分医院卖血了，只知道是我们这个年级的，性格比较内向，死活不肯说出她的姓名。学校十分震惊，暗中逐一排查，最后锁定在我们和隔壁班为数不多的几个女生范围内。林宝强老师和陈作富老师经过多次协商，认为再也不能查下去了，否则一定会严重伤害这个这个倔强的女生，两位老师只是在生活上给了我们更多周到细致的贴心关怀。多年后，林老师每每提起这件事，总是禁不住热泪盈眶。

前文说过，博中当年的生活条件异常艰苦，一些必要的后勤保障都难以满足。全校女生的洗澡房只有4个小间，热水无法正常供应。王冰梅两年里无论什么季节，洗澡洗头都只是用冷水。李鸣镝和邓春兰有两个“最怕”：一怕洗澡，二怕上厕所。那座厕所女左男右，蹲位直接建在开放的化粪池之上，垂直高度大约4米，用大沈的话表述就是“地球上食物变形后离开人体自由坠落到地面距离最远的厕所”。早上人多的时候，可以透过脚下那个长方形的蹲口看到壮丽的“自由落体”景观，听到鼓乐齐鸣的“田园交响曲”，闻到只有百年老窖才酝酿得了的“醇香”，经过一番高深莫测的“哲人沉思”，最后挥挥手带走一片五颜六色的“云彩”。因为厕所离女生宿舍比较远，要经过一块杂草丛生的荒地，余治平每次走过都会胆战心惊，老害怕突然又蹿出一条蛇来。

艰苦的生活并没有磨灭我们求知的欲望，反而激发了我们强烈的斗志，因为，“你若不坚强，懦弱给谁看”。我们每天总是发了疯似的拼命地读书，“寒门出贵子”既是我们坚定不移的理想和信念，也是我们顽强拼搏的动力源泉，支撑着我们风尘滚滚一路向前。我可以百分之百地断定，就算当年的高考考的不是语文数学历史地理英语政治，而是考围棋书法钢琴修车搬砖打麻将，最终能考上大学的，必定还是咱们这些穷人家的孩子，是一群从苦难岁月里坚韧熬过来的无考不胜的“学霸”们。

八、请把我的真心放在你的手心

世界上只有两座专门供奉创字祖先仓沮的“字祖庙”，其中一座就在博中校园内。“瓦宇飞檐气势雄，庙名仓沮博城中；非关文字河图出，为念先民开化功。”这是博白籍作家、语言学家秦似先生当年写下的一首有关博中字祖庙的诗。

崇文重教是白州大地的优良传统，家家户户争着抢着送儿读书，“望子成龙，望女成凤”蔚然成风，有钱人家不惜血本，小户人家砸锅卖铁，一定要培养出自己家的“读书人”。这种传统从小就深深地烙进了我们的血液里，并附带着一种与生俱来的、只有明义识礼的“读书人”才配拥有的人情关怀。

我们的宿舍就在字祖庙旁边，每天从庙前走过，仰望那高耸的塔顶，一种历史的厚重感扑面而来，我们无时不刻不在感受着浓郁的文化熏陶。相近的家庭背景以及类似的成长经历，让我们很容易就学会了“抱团取暖”。关心他人、帮助他人自然而然就成为了班级的良好风气，班上同学之间从来没发生过任何激烈争吵和打架斗殴之类的现象，互爱互助的精神始终贯穿在生活的许多细节当中。

“叫化子也有几个跛脚兄弟。”邓春兰很清楚地记得当年的“闺蜜”给过她的那些关照：“县长”张兰经常用一只帆布军用挎包，装了很多当时还罕见的水果、零食到学校来，每回她都能分到香香的一份；余治平送给她的一身玫瑰红的薄款外套，让她在艰难时代也满足了一轮美美的少女心；王冰梅每次去食堂那里蒸了黄豆带回宿舍招呼大家吃，她总是一边觉得有些难为情，一边又忍不住把勺子伸了过去……

那时，打羽毛球就跟现在打高尔夫一样，还算是一项比较奢侈的“贵族运动”，因为羽毛球拍价格昂贵，很多人买不起。李春燕的父亲在一个乡镇小厂当厂长，家境相对宽裕一些，她既想享受这项运动的乐趣又不想伤及闺蜜的自尊，于是就自己去买来球拍，提议邓春兰、朱小凤、李鸣镝她们另外凑钱买球，几个女生常常玩得兴高采烈。当然，李春燕也吃过不少朱小凤父亲带来的猪肝瘦肉汤，邓春兰还记住了李鸣镝妈妈隔水蒸饭的方法，真香！

年农历七月初四，叶圣恺的父亲突然逝世，让这个本来就一贫如洗的家庭雪上加霜，身为长兄的“作家”萌生了退学的念头。团支书冯剑功率先站了出来，发动大家“能帮就帮”。同学们很快就聚拢过来，你一块我几角甚至把饭票菜票粮票也捐了出去，一共凑了70多块钱，让叶圣恺回去买些香火纸钱蜡烛办妥父亲的后事。叶圣恺坚持从老功那里要来了一份“捐款清单”，后来还把它带入了军营，至今仍牢牢记着当年那一点一滴的恩情。

虽然日子过得异常清苦，但办法总比困难多。用酒精炉、煤油炉煮东西吃，就是冯剑功最早“发明”出来的。每当肚子里的蛔虫和嘴巴里的馋虫发出抗议的时候，老功就去街上割来几块五花肉、排骨之类，招徕易建中、温才生等几条老友到宿舍里“打火锅”。阵阵的肉香引来隔壁、班几颗好奇的脑壳和吧嗒吧嗒的吞口水声，于是邹友、郑明等等也便跟着有样学样。

那时候，男生之间很少互赠礼物，只记得刘文雄送过叶圣恺一双球鞋，冯政跟大沈关系很铁，也只是半借半送一些饭票菜票饼干之类。男生们喜欢“以酒肉论交情”和“一切尽在不言中”，阿郑佬有一次打球扭伤脚，半个月走不了，于是大家就轮流扶他上下教室。而女生更讲究“小资情调”，爱展示她们的“文艺范””，张兰、邓春兰、李春燕几个就曾去街上买来布料，各做了一套杏粉色的姐妹同款套装。高二时覃丹娜送给李早的一套浅色衣服和一条漂亮的围巾，李早也穿到“屁股坐烂”，到师专了还收到丹娜寄来的网球裙。张兰曾送给王冰梅一件米黄色“的确良”衬衣，她穿得由黄变白、又由白变黄都舍不得丢。

由于时代所限，当时男女生正常的交往机会不是很多，不可能像现在那样让邓春兰见面就喊“阿朱伯”、“阿南哥”，邻座男女同学之间一整个学期没跟对方说过一句话也是很平常的事，但一点也没有影响我们结下了兄弟姐妹般的深厚感情。在那个不需要太多言语的年代，是我们一起挥洒青春和汗水的地方，大家心相印手相连情相牵，左手牵情右手牵爱，这种优良传统一直延续到现在。

大学期间，李春燕放假去桂林玩，李鸣镝、刘小红、邓春兰三个轮流全程当“三陪”，极尽地主之宜。大四最后一学期，邓春兰意外收到早她一年参加工作的李春燕寄来的一张汇款单，简短的附言说“有工资领了，你还没有，想帮一下”，令她心里无比温暖。阿郑佬毕业时被分配到热作所工作，在那个他称为“村”的偏僻地方被三座大山（无钱、无权，无爱）压得喘不过气来，终于有一天迎来大救星翻身得解放，两手空空踏上防城港的金光大道，庞革平“借”了2千块钱给他“安家”，至今没还。前段时间阿朱五突发脑梗，医院探望，还四处帮着求医问药，班群里经常有同学问及他的康复情况，最近终于见到他又精神抖擞地出现在“官场”上，同学们都十分高兴。

九、我们不一样不一样不一样……

那时候日子过得很慢，每一个学期都很长很长，生活十分单调，我们基本都是在教室-食堂-宿舍三点一线来回转，每个点都可以踏得像钟表那样准确。

班里同学大致也划分为三个帮派：县城的官二代富二代是一派，以黄洪波、粱凯、朱群林、卜永福、卢晓军为代表，各自都有自行车，放学后风驰电掣地飞回家吃饭，但学校一般不准外宿，得先提出特别申请，他们平常用地佬话交流；农村来的同学自然抱团，以郑佬、大沈、肥佬、老功，阿一哥领头，平常以新民话交流，一天到晚穷寻开心；其他不结盟派如冯政、庞革平、詹宗捷、严春明等等，各玩各的，互不相扰。“县城帮”义气，宽容和开放，“农村帮”朴实、勤奋和谨慎，两派虽有些隔阂但并无矛盾，经常在一起切磋球技，“农村帮”略占上风。作为班长的我，游弋在各派和独行侠之间走哪吃那跟谁都能混。我竟然不知不觉中很快就学会了天下最难听的地佬话，而且还说得相当地道，也算是奇葩一件。

现在看来，来自下面乡镇和农村的同学之所以对县城同学有一种天然的“不亲近感”，大概源于根深蒂固的传统“仇恨”教育心理。我很清晰地记得小学时候唱过一首歌的歌词：“生在湘江边，血泪伴童年，猪食当饭用，树叶当衣衫，狠心狗地主，把家给拆散，乌口湘江水，迎着秋风站，七岁的雷锋不低头，仇恨在心间。”我们自觉或不自觉地继承了父辈们阶级斗争的哲学思想了。其实，那些所谓的地主、富农，大多是勤俭持家很久才能置下一些田产，租给那些赤贫的人去耕种，适当收一些谷米应该算是比较合理的，就像现在拥有多套房产的严春明们，人家买房的钱也是辛苦得来，可你非得逼着他把房子拿出来，无偿提供给那些居无定所的城市农民工，天下也没这个道理啊！当时的我们没有那么高的认识水准，眼界和气量都不够宽广。

朱群林是我们班里最有性格的一个，他有一项“特异功能”，就是随时都可以放响屁。有时候大家正专心致志地上着晚自修，教室静得出奇，他突然就嘣出一个大响来，把大家一下子都逗了个大乐。不过，他放的响屁一般都不臭，他自己一个人坐在教室后边的角落，我怀疑是不是好货刚一出来自己就独吞了。有一次，李才尖老师下课铃响过之后仍在滔滔不绝长篇大论，阿朱伯以一声巨响发出了强烈抗议，全班哄堂大笑，而李老师却充耳不闻。庞军校长曾有一次冲进教室揪住他的长发，勒令他必须在当天晚上几点几分几秒之前剪掉。

卜永福的老爸是税局的局长，局长的手下自然就会百般讨好局长的公子，见面总是“阿卜弟”、“阿卜弟”（注：“弟”字要念新民话的“锑”）地叫喊，叫声被黄洪波他们听到，于是在学校大家也就跟着这么“阿卜弟”、“阿卜弟”地喊了。阿卜弟的老家在龙潭大踫，跟我隔离村，有个妹妹91年考入上海交大，在上海的西南片区，距我们学校比较远，跟我只是偶有来往。阿卜弟一直待我不薄，刚调回南宁的工作的时候，常常指导我怎么去泡他们税校的学生妹。

卢晓军的父亲是博白的县委副书记（或者是副县长？当时对官衔实在没什么概念），以前曾在东平工作过，小时候常随手掰些桔子之类的给我吃，看着我长大。有一个星期天早上，卢伯伯悄悄来到博中，叫我陪他在校园里散步，聊些卢晓军的学习问题，看得出他也很头疼。卢头你当年真是太捣蛋了，一点也不理解老爸的苦心呀！可能要等到做了父亲之后，才会真正懂得可怜天下父母心罢？谢谢老卢，有次回博白还请我吃了餐美味无比的狗肉。

张兰的爸爸是大名鼎鼎的张九先县长（其实当时已升任县委书记），给她的外号自然而然就是“县长”了。张县长是当时我们眼里最大的官，但张兰在班上一点县长家公主的架子也没有，生活上跟别的女生没什么两样，学习上也相当勤奋。高中毕业时，张兰邀我和郑佬、大沈等一帮龙潭老乡同学去她家玩，终于见到了传说中的县大爷。九先县长非常和蔼，隔了老远就向我伸出了热情的右手，我一时不知所措，囧得一塌糊涂----这可是我第一次跟成年人握手啊，而且握的还是县长大人的手呢！回去那几天，我都没舍得洗手。

余治平是高二才从镇中转学进来。她爸爸是县里分管教育的副县长，不知为何竟然没动用实权把女儿从高一就强行安排进来。余治平虽然偶尔也会穿一些漂亮的衣服，但平常低调得出奇，同窗两年，我从来都没听她大声说过一句话，她也从来不会在同学面前表现过官家小姐的脾气。余治平有个叔叔叫余金樑，在上海某研究所工作，是中国导弹方面的顶尖专家。大学的时候余治平去过上海玩，还约过我，可惜那次我去外地实习了，没得见着，非常遗憾。

梁凯是著名的“花花公子”，留着长头发，经常穿些花里胡哨的衣服或者土土的绿军装，家里有的是钱，长得也帅，本来拼爹就已经足够了，可他偏偏还要来跟我们抢饭碗。由于生活没什么压力，学习上也就没什么动力，考好考差从来不当一回事。高二结束时，梁凯看到楼下班的靓妹子多，于是就咚咚咚地跑去那里留级了。凯哥性格豪爽，很讲义气，对我一直不错，听说后来自己出去闯天下发大财做了大老板，不知道是不是还记得当年那些穷兄弟？

肥佬梁振柱天赋异禀，很有些歪才，看问题的眼光很刁很精，人缘也很好，卧谈会要是缺了他，一般也就开不成了。毕业后肥佬有一次鬼使神差拨错了沈东的电话，接电话的男子也叫大沈，而且还说的是家乡话，肥佬跟人家电话聊了三年之后直到见了沈东，才发现是个误会。肥佬的住宅曾遭火灾，他却庆幸存折没被烧掉。肥佬是炒股的短线高手，大家有兴趣可以跟他发点小财。

黄洪波的父亲在县委办公室当主任，是握有实权的大官，在计划经济时代，要风得风，要雨得雨。波哥是县城那些官二代富二代的带头大哥，也是学校足球队、排球队的队长，身高体壮，振臂一呼应者云集。宝宝老师一开始钦点他做副班长，原本就是想“以暴制暴”，让他压一压那帮“火力四射”的兄弟。波波现在在南宁发展，常混迹于迪厅酒吧，据说只要是电脑里保存有的歌，他都会唱。

覃丹娜来自遥远的河池，父母都不在身边，跟我在同班，后来也选读文科。她性格倔强，观念前卫，敢爱敢闯，闹早恋的事几乎全校皆知，在众目睽睽团团围观之下，她仍然彷若无人我行我素，甚至不惧跟林宝强老师当面怼对，丹娜同学身材曼妙，长相俏丽，只是皮肤有些偏黑，阿一哥给她起了个号外叫“古巴”。

庞革平是既是“官二代”，也是名副其实的“大官”，当时是学校学生会副主席。因为平常要协助学校团委书记、校学生会主席抓全校学生团员的培养发展及学生管理工作，林老师、官锡强老师就让他不再管太多班里的事务，要保证有充足的时间抓学习，准备迎战高考。阿郑佬在抓好自己学习的同时，经常利用周日时间帮他补课，后来高考时，一向对数学这门功课怕三分的革平同志，竟然考得了从未有过的分，差一点就满分！

张祖芬也来自班，长相美丽端庄，据女同学说“身材的黄金比例非常好”。她平常来去如风，总是自己一个人默默地做事、安静地看书学习，班里几乎没有一个男生听她说过一句话。她当小组长之后我才发现，原来她是说地佬话的，只会听一点点新民话，也算是一个相当聪明乖巧的女生。最近我才知道，张祖芬原来还是大沈的“梦姑”，大沈常常跟她去“梦游”。我很担心他们梦中说悄悄话的时候会不会是鸡同鸭讲。因为按常理，两个博白人凑在一块谈情说爱要是还用普通话，别说他们自己会尴尬，被我听到一定立即就全身起鸡皮疙瘩。不信你现在拿起电话，对儿时的初恋用家乡话说“我爱你”这三个字试试。

林建华是博中公认的才子，一直担任《博中青年》的总编，不少温婉可人的文艺女青年，常常主动找上门来跟他共同探讨舒婷北岛席慕容汪国真们的诗作特点，羡煞了一旁如听天书的我们。阿林二整天在红粉堆里混，可能是自感精力损耗太大，得有强健的体魄，于是每天都进行疯狂的体能训练。“搬砖”成了他的必修课，他的床底下放着好多砖块，一有空就搬出来练他的臂力。日久天长，竟然也被他练出了6块腹肌和两只鼓鼓的肱二头肌，他常在宿舍门口的水泥乒乓球桌摆擂台，无论是扳手腕还是俯卧撑，隔壁班没有一个男生能比得过他。听梁泽说，他当时想报考军校，只是身高不够，于是常常左右两脚各绑两块砖练习引体向上，据说还真拉长过一两厘米，不过很快就又缩回去了。

班里的同学人数虽然没有隔壁的多，但性格特点千奇百怪，写出来每个人都是一本大书，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昨天从班群里看到大家从各自箱底嗮出来的黑白照片、毕业纪念册留言以及上大学之后的来往书信，内心又一次受到了强烈震撼。当年我们共同的求学生涯中结下来的深厚情谊，早已超越了性别、超越了距离、超越了岁月。特别是阿一哥写给阿郑佬的那一张半页泛黄的纸片，我读着读着禁不住就两眼模糊老泪纵横了。也只有跟阿郑佬结下过铁一般“死党”交情的阿一哥，才写得出这么美仑美奂的文字，庞革平龙啸翔这些所谓的“笔杆子”们是根本无法写出来的。这一点可能有些女同学难以理解，其实男女有别，兄弟之间完全可以做到两肋插刀，而闺蜜之间，却常常要担心她有可能会偷偷去抢了你的老公。

文章写到这一节的时候，我又贴到了班群里。大沈看后认为还可以再多写一些个性特点明显的同学，我猛然灵光一闪：大沈你的特点还少啊？我不写你还写谁？可是仔细回忆，大沈虽是班上最有人脉的，但可写的其实也不多，除了下晚自修后躲在被窝里写他的思春日记，没听说他跟哪个女生有过“绯闻”。他应该算是“早熟晚成”的类型，印象中他的初恋还是在大学毕业以后。在南宁，他通过冯志明认识了一个叫“张川”的女孩，那女孩三天两头主动上门给他做饭，阿郑佬就吃过不少她做的猪脚焖黄豆。可是这个女孩虽然烧得一手好菜，但性格十分豪放，抽烟喝酒猜码赌钱无一不沾无一不精，跟咱们的大沈反差实在太大，于是我就向大沈发出严厉警告：你要是胆敢跟这个小魔女上床，婚礼上我一定包了一坨狗屎送过去。

需要提醒的是，班里还有几个同学毕业至今几乎就失联了，但不管他们走到天涯海角，也不用顾虑他们是否贫穷、富有、顺遂、无奈，我们毕竟同学一场，有过一段无法割舍的同窗之谊，大家一起来记住他们的名字吧，他们是：林英红、黎腾曦、林国文、周琰。

还有一个同班时间前后只有一个月的美女，叫陈媛，是高考前夕突然从理科班转到过来的。高考前几个月，她初中时的美术老师突然找到她爸，说她画画很有天份，建议让她报考艺术院校，并在广艺帮联系了考前画画专业培训班，让她顺利通过了艺术类专业课考试，后来才知道艺术类院校考生的文化课是要考文科的，所以才转到咱班来。当年全博中只有她一个人去玉林参加艺术类专业统考。

另外，我们亲爱的詹德宝同学因病永远地离开了我们，让我们对他的英年早逝致以深深的哀悼！

十、总有一种力量让我们泪流满面

三十年，弹指一挥间。

我多想回到从前，回到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我想再参加一次周末大扫除，去学校勤工俭学工厂旁边那个小小的班级工具房，取出挂在腰间的钥匙打开简陋的木房门，从满屋的尘灰中找出簸箕、扫把、铁铲、塑料桶等等分发给大家，然后来到学校划定的那片区域，先洒水、后扫地，严格按要求清理得干干净净，第二天再去看看教学大楼一楼大堂的黑板，看看我们班的卫生工作被评了多少分，看看其他班级都有些什么最新的信息。

我也想再做一次班上按座位号轮值的“值日生”，从前一天晚上旁边同学那里接过轮流掌管的钥匙，早早就来打开门窗通风透气，然后在黑板右边的最侧面用粉笔写好当天的课程表，在课程表下面认真地签上自己的大名。当老师开始上课刚走进大门的一刹那，最先站起来并大喊口令“起立”，在老师宣布下课的时候又再重复喊一次。我保证喊的时候语气一定严肃认真，如果还可以，我想在口令的后面再加上“老师好”、“老师再见”。

我还想说服班主任王贞瑛老师，请他一定要同意让朱群林同学继续“承包”我们宿舍的卫生工作。尽管每天早上轮流负责打扫寝室的同学不用再去外面的操场参加早操，但阿朱伯是每天早上都是要骑车回家吃早餐的，一去一来总得消耗体力，也就相当于做过早操运动了。当然，我会不时抽查他的卫生工作质量，一旦发现并排摆放在窗台上的口盅里的牙刷方向不一致，我会立即取消他的“承包”资格。

我必须向黄洪波、蒋维、卜永福、卢晓军、梁凯你们几个家伙提出严正抗议：有一个周末的晚上你们几个不来上自修，我在县城一个一个找过去，终于在县食品公司宿舍那里发现了你们，黄洪波你正在腌制一大脸盆的排骨，两手沾满了黑黄色的酱油，其他人的手里都端着大碗小碗，碗里全是还没煮熟的牛肉、鸡肉、海鲜等等，我当时真的不是想要大骂你们死食懒惰，而是耿耿于你们偷偷去搞了那么多好吃的，竟然不来叫我！

我只想用略带些抱怨的语气，对我那个苦命的已经在5年3月2日晚上7:50逝世了的父亲说，您每次用保温饭盒给我送鸡鸭鱼肉时，一定要静悄悄地来，或者就只送到宿舍楼下，喊我下去取就得了，千万别再一步一喘地爬上来啦，寝室里那班饿狠了的狼友们正在琢磨着要找我茬呢。或者您干脆去派出所改个名字，别叫“龙元球”了，您长得又矮又胖，很容易就让那几个想象力超常的卵仔跟“圆球”挂上钩来，你得像其他同学的家长一样，叫“郑年盛”、“冯道德”、“沈维思”、“庞国伟”、“余金权”、“卢祥明”......

我真想鼓起勇气走进庞军校长的办公室，告诉他我不愿意每天做早操时都站到全班队伍的前面去，因为我的身后先站的是女生，女生队里有一个很特别很特别的人，她正眼瞪瞪地瞧着我呢，你让我的手往哪儿伸、脚往哪儿踢？我刚刚抹口水整理好的头发被风吹乱了没有？衣服后背沾没沾有脏污？弯腰的时候要是裤裆突然崩裂了可怎么办哪！你这不是存心想让我在她面前出洋相吗？求求您了，庞校长，您以前也年轻过，必定也有过年轻时候一些花花绿绿的故事，您就高抬贵手给年轻的我网开一面吧！

我也想对两年邻桌的某某同学说，你在我毕业纪念册上用心写下的长长留言，我一下子就读懂了，只是我不能跟你说我究竟懂了些什么，我只能如你所写的“当亲兄弟看待”，永远把“正在寻求明天归宿”的你看作是我最亲的好妹妹。我还要告诉亲爱的某某某同学，大学时候每次给你寄信和明信片，你总是回给我厚厚的一大叠。我知道十分内敛的你本意只是“涌泉相报”，而且字里行间也全是满满的同学之情，但捧着沉甸甸回赠，我还是一个不小心就读出了它的歧义。30年前的我总是小心翼翼地想呵护纯真善良的你，30年后的我却以自己莽撞粗鄙深深地伤害了你。我知道你一时难以接受我真诚的道歉，但我还是想对你说：真的是无心之过，是我太自作多情，太自以为是了。

这几天，我一直都在翻看以前留下来的那些旧照片、旧资料，也留意群里其他同学发上来的信息特别是一些珍贵的史料。开始的时候，我是一边工作一边随意地敲键盘，只想记录一些以前的点点滴滴，仅仅当作是一种无聊的消遣。但敲着敲着，我慢慢就陷了进去，后来就再也无法自拔了。

常常是午夜梦回，彻夜难眠。这些天，我写了很多，也想了更多，可是，我已经永远回不去了，光阴早已把我的年少轻狂和懵懂无知永远牢牢地钉死在博中那片亩的土地上，我只能用日渐苍老的手指，抚去岁月的尘埃，轻轻叩响心灵深处的那扇窗棂。

世事变幻，人生如梦。30年前那个夏日，我扛着装了被毛蚊帐的木头箱子从博中门口走出，走过玉林，走过南宁，走过上海，走过广东，走过香港，走过人生一个又一个的坎坷和无奈。一路走来，许许多多老师和同学以不同的方式，不断给我鞭策、勉励和鼓舞，使我平添了信心、勇气和力量，感谢您们！背负着太多的希翼、责任和使命，我的步履虽然一直都很蹒跚，但从来不敢停滞。如今，人至中年，碌碌半生，依然是“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无论家国大业，均无尺寸建树，实在愧对恩师，愧对母校啊！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昔日青春无敌的你我，今天已早生华发。感谢手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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