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工业虽有数种，远出吾欧人之上，然以全体而论，化学上及医学上之知识，实处于极幼稚之地位。

——马戛尔尼：《乾隆英使觐见记》，译者：刘半农合著者：李广生。

对这段话的理解，不少人往往只提后半段，即“化学”、“医学”、“极幼稚”，然后拿工业时代中国的落后，来佐证马戛尔尼的先见之明。

其实，马戛尔尼来华时间为年，美国首任总统乔治·华盛顿死于年，以67岁“高龄”仍在庄园中骑马巡视，2天后即因咽痛、呼吸困难而卧床，他的医生专家组在21小时内为他放血4次，总放血量达毫升，病情毫无缓解，最终死亡。

至于化学，法国化学家拉瓦锡年发表了《化学基本论述》，基于氧化说和质量守恒定律，开启了“定量化学”的时代，在这之前，欧洲的化学家们还普遍认为“燃烧”的原因是可燃物中含有“燃素”，而拉瓦锡的理论得到全面推广和认可，又要到年左右。

上述个例，并不是要为“天朝”辩护，而是指明一个事实，在科学的“孩童期”，科学对于工业的反哺作用仍微乎其微，一个8岁孩子笑话6岁孩子不识字，并不能导出这个6岁孩子智商低、识不了字的结论，更不能解释为什么走向了此消彼长的结局。

真正的原因，是经济。

一

马戛尔尼的论述，还有前半段，就是中国有几种工业远在欧洲之上，上篇文章我们已经谈到了棉纺织业，本文重点谈“茶”，下期重点说“丝”。

“茶”是嗜好品，“茶”的故事，归根结底是需求的叠加。

17世纪中叶，英国从中国进口的茶叶平均每年只有2万磅（1磅约合克），半个世纪后的年，这个数字上升到15万磅，已经能够满足全国的消费需要，又是年过去，增加到了2万磅，其中有磅用于再出口。至—年间，英国每年从中国进口的茶叶已经达到了万磅之多。

在这个过程中，“茶”和“糖”一样，经历了由奢侈消费品到大众嗜好品的变迁。

美国学者汤姆·斯丹迪奇在他的科普著作《上帝之饮：六个瓶子里的历史》写道：

年，东印度公司首次以公司名义从东印度（爪哇万丹，即今印度尼西亚）进口了一批茶叶。此后，茶叶才逐渐在较大范围内开始供应。茶叶的零售价格由于供货不稳定变化很大，最昂贵时在年是每磅6—10英镑，到年降到了4英镑左右，质量较差的也要1英镑。不过，那时一个贫民家庭的年收入也才20英镑，所以喝茶对很多人来说仍很奢侈，暂不能普及。到17世纪末，受到廉价咖啡的冲击，茶叶价格才有所下滑，但一杯茶的价格仍是一杯咖啡的5倍。（可见究竟什么是“贵族饮品”，呵呵）

18世纪初，东印度公司在中国建立了贸易站，可以直接从中国进口茶叶，于是英国茶叶进口量直线攀升，价格一路下跌，为茶叶走近更广大的民众创造了必要条件。年，茶叶取代丝绸成为英国从中国进口的支柱商品；仅年一年进口量就达到吨……茶叶进口量最大的时候曾占到公司贸易总额的60％，茶税占到政府收入的10％左右。

这种消费平民化达到什么样的程度呢？

年，茶叶在英国每磅平均售价已经降至约5先令（20先令为1英镑），几乎每个英国人的钱包都负担得起，“从公爵到最卑微的挤奶女工都要饮茶……连洗衣妇也认为，在早餐时她不能没有合适的茶”。

巨大的需求制造的利润令人疯狂，到18世纪末，英国东印度公司索性把丝绸、瓷器等留给私人“优待吨位”（privilgtonnag）去经营，公司集中经营茶叶。

在年公司解散前的最后几个年头，茶叶干脆成了公司“从中国输出的唯一的东西……以至国会的法令要限定公司必须保持一年供应量的存货。在垄断的最后几年中，茶叶带给英国国库的税收平均每年三百三十万镑，从中国来的茶叶提供了英国国库总收入的十分之一左右和东印度公司的全部利润”。（郭卫东：《论16-19世纪中叶国际贸易中的东方货品》，《天府新论》年第4期）

同期的美国、荷兰，莫不如此，早在年，荷兰东印度公司输出的中国商品中，茶叶已经占到了85.1%。在美国独立战争之前，马萨诸塞州州长托马斯·哈钦森估计，美国每年的茶叶消费在万公斤左右，相当于人均1.1公斤。

丝绸之路，最终走入了“茶叶世纪”。

二

前文我们已经说到，茶叶的价格经历了多级跳水，这并非因为中国茶叶的生产者不断降价，资料显示，东印度公司年在中国购买上等好茶或武夷茶价格只有2先令/磅，到英国售出价格为16先令。

这个价格，英国人买到的是什么茶呢？

从进口的茶叶开封到最终售出，商家在每个环节上几乎都有掺假行为：他们在茶叶里掺上经化学着色剂伪装的柳树叶、锯末、花瓣，还有更荒唐的，据记载有一次竟掺入了羊粪。（汤姆·斯丹迪奇：《上帝之饮：六个瓶子里的历史》）

从英国市场茶叶的售价来看，18世纪初，1磅茶要17先令半，50年代就降到了8先令，年降为3先令7便士，年降到2先令。

那么，在广州的收购成本，我们可以粗略考察一下，陈国栋在《清代前期粤海关的税务行政（—）》（台北《食货月刊》年第11卷）指出了一个价格范围：

茶叶每担（斤）货值15—50两。

吴承明在《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二卷中则给出了明确的数字：

鸦片战争前，出口茶价很高，红茶每担在26两，绿茶24两。

从嘉庆年间到鸦片战争前的银两兑换本洋（即西班牙银元）的算法是：

番银每元以七钱二分结算。

本洋兑换英镑的时价为1元/5先令左右，最低也也是1元/4先令6便士（1先令=12便士）。（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

那么，广州出口红茶的英制度量衡计价就是：26/0.72*5或26/0.72*54/12，即.56先令/担或.5先令/担，清朝1斤=.8克，1磅=克，结果为1.36先令/磅或1.24先令/磅。

广州出口绿茶的英制度量衡计价就是：1.26先令/磅或1.14先令/磅。

陈国栋所指的最贵为50两/担的茶叶，无非是乘以2，也就是2.72先令左右。

广州售出的茶叶，并非产自广东，而是经过长途贩运而来。

绿茶产区主要在安徽南部，先运到安徽婺源，经水路转运江西南昌，再经赣江水运江西南安，改陆运穿越梅岭到达广东南雄，再上船经北江运抵广州。

红茶产区主要在福建山区，先在武夷山区的星村集货，用竹筏运到福建崇安，由挑夫越过大山到江西铅山，再经河口镇到南昌，其后路程与绿茶一致。（路程约里）

红茶这一路的成本，据东印度公司派驻广州的茶师（负责验货的专业人员）波尔估算，应为3.65两/担—3.92两/担，约为栽种、制造成本的1/3。另据计算，广州十三行的行商，可以在经手的茶叶生意中获利4—5两/担。

据此粗算成本，18.6两/担—20.68两/担。再加上0.15两的出口正税和1.4两的行佣，我们基本上可以判断出，从年到年，尽管经过了年时间，清朝茶叶出口量也暴增几十倍，其利润空间并没有多大的提升，只是数量的叠加而已。

就连在其中跑前跑后的东印度公司，其实也就吃了一口辛苦饭。

整个过程中，唯一获利的，可能只有英国政府。

（美）威廉·乌克斯《茶叶全书》下册，中国茶叶研究社印，上海，年

年，英国政府将茶税从%降至12.5%，年—6年间，为了应付拿破仑战争巨大的开支，又从12.5%迅速升至%，这个税率一直维持到了年，到了年，随着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垄断权的取消，茶税又降到10%以下。

英国人的消费热情并没有因为加税而减退，年—年度，茶税为31万英镑左右，加税后的—年度，茶税增至,英镑，翻了一番，年—年，茶税已经攀升至万英镑/年，降税后的年尤其多，达到了4,,英镑/年，到年，已基本稳定在万英镑左右。

年英国议会发表的蓝皮书给出了更可怕的数字：

19世纪以来，英国消费中国茶138万磅，征税.4万英镑。

这个数字意味着什么？

1英镑约等于4元本洋，也就是6亿万银元，4亿两白银。

平均到每一年，就是万两白银，这个数字相当于清朝全年岁入的1/4！

三

需要注意的是，上面的引文中指出了英国政府从茶叶贸易中获得的收入在年增长到了4,,英镑，占国库总收入的16%左右，那么，英国政府同期每年从鸦片贸易中获得多少收入呢？

在年出版的一本名为《帝国主义侵华史》的书中，节选了年英国政府对印度政府财政情况的一份调查报告：

孟加拉的鸦片专卖每年供给政府数达九十八万一千二百九十三金镑的收入。鸦片税是按成本百分之三百零一点七五的税率征收的。在目前印度财政收入的情况下，要抛弃如此重要的一种税收，看来是不适当的。鸦片税是这样的一种税，它主要由外国消费者来负担。整个说来，它比之任何可能代替它的税，更不易遭人反对。

万英镑（年为万）和98万英镑，哪个多？

在过去的故事版本里，鸦片收入被视为英国的国家利益，号称占印度政府收入1/7，但是如果我们了解具体的数据可知，这个数字很不靠谱。

英属印度政府的鸦片收入，分为三个来源：

一是垄断比哈尔和贝那勒斯的孟加拉鸦片生产，从加尔各答拍卖中直接得利，这个过程中，政府通过发放执照和预付款半强迫农户种植鸦片，收获后，通过拍卖会的方式向贸易商拍卖鸦片制品，并借此操纵价格；

二是征收马尔瓦鸦片的过境税，印度西部地区和孟加拉地区不同，马尔瓦鸦片通常由小的经销商收购，在做简单加工之后卖给位于大城市的大批发商，这部分鸦片在向各个港口运销的过程中，会被要求缴纳过境税；

三是对印度内部销售的鸦片征收的货物税，这部分属于内销鸦片的消费税，不过在19世纪初数量并不多。

这三个部分加在一起，从年—年度到年—年度年均税收只占整个印度总税收的6%，此后直到年—年度，这个数字才增长到15%。

如果说为了98万英镑的利益，对、万英镑的税收开战说不，英国政府也实在太不会算账了。

至于说为了“贸易逆差”开战，或者说为了鸦片开战，都忽视了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就是早在年，英国议会已经通过法令剥夺了东印度公司在印度的贸易垄断权，年，又剥夺了它的对华贸易垄断权，相当于拆掉了这个最大“国企”的骨头。

在此之后，来华贸易的商人所面临的“白银不足”问题，理论上跟英国政府的利益毫无关系。

真正驱使英国政府走向鸦片战争“单行道”的，实际上是身在印度的鸦片贸易的“灰色收入”集团和英国本土的金融资本的联盟，而非我们一直以来所认为的，力图打开中国市场的英国工业资本家，这是两群人，甚至在利益上都是相悖的。

四

不恰当地比较一下，鸦片和茶叶都是成瘾性的嗜好品，也都是农业生产的粗加工制品，主要作用都是远途出口，还有一个共同点就是，相对于它们的销售规模，生产国所获得的利润和税收，并不多。

如下表所示：

道光时期财政收支统计表（倪玉平：《清朝道光时期的财政收支》，《史学月刊》年5月号）

这里的关税（和现代意义关税不同，包括进出口税和过境税）是清朝全国49处税关的正税、盈余总和，如粤海关、江海关、北京崇文门、山海关、张家口、打箭炉等处，那是相当的复杂，可就算把这些都加起来，一年也才万—万两白银的收入，不到英国茶叶税的一半……

按照粤海关的惯例，茶叶的正税是0.15两/担，而行佣这种陋规，却要收到1.4两，也就是10倍左右，除此之外，还有各种临时的捐输、摊派，靠山吃山的“产业链”约略放大，也就是0万—0万两左右。

印度的鸦片产业链与此类似，合法的收入只有98万英镑，主要来源是鸦片的专营拍卖，但参加拍卖的对象，往往也是东印度公司指定的“贸易组织”，正如百年老店怡和洋行的创始人，人称“铁头老鼠”的查顿（也译作渣甸）在年所说：

所有走私和走私者的始作俑者乃是东印度公司。

而整个产业链的规模，以年为例，总销售额达到万本洋，也就是万英镑，是印度政府“合法收入”的4倍多，与英国政府收取的茶叶税总额不相上下。

更重要的是，印度、中国、英国之间已经建立了稳固的三角贸易体系，中国的茶叶、英国的工业品、印度的鸦片，形成了一个循环，货款不再依赖贵金属，而是通过英国金融机构的票据来完成交割。

印度的鸦片商人就非常希望获得“交换票据”而不是黄金、白银，因为这张“纸”更方便、更安全，却往往很难如愿，而伦敦的金融资本只靠着这张承载着信用的“纸”，就套取了数以千万计的贵金属，从19世纪30年代的每年平均.8万卢比增加到19世纪40年代的.9万卢比。

当时的兑换比价是1元本洋兑换2.5卢比，也就是从.32万元增加到.36万元。

如果换算成英镑，每年流入印度的白银并不多，也就是万—万英镑的价值，可架不住这是持续近百年的细水长流，贸易资本和金融的结合，就形成了1+1大于2的化学反应。

金融资本笑了，工业资本却在哭！

有鸦片这种高利润的商品长期占据中印贸易线路，英国工业品的输出自然会受到影响，东印度公司哪有动力去推销那些卖不出高价的工业品？

上篇文章，三解提到了英、美朝野对“自由贸易”的中国市场前景的过分乐观，这并非毫无根据的想象，而是基于历史的推测。早在年，即英国废除东印度公司在印贸易垄断权的次年，英国本土对印度出口总额仅87万英镑，这个数字到了年，已经上升到万英镑，此后更是增长到了之前的10倍。

所以，英国的工业资本一步步把“上面有人”的东印度公司推向了坟墓，将它积攒了年的特权，一条条废除，推动中英贸易走向“自由”。

谁料想，刚刚起步的年就发生了“律劳卑事件”，在广州发生了造成清朝单方面断绝贸易的严重冲突，5年后，“严禁鸦片”的钦差大臣林则徐，又为了收缴鸦片，搂草打了兔子，祭出了断绝一切贸易的大旗。

在事件最初，英国工业资本对于远在广州的变故绝少兴趣，他们更担心的是从中国来的原料断绝，造成丝织产业的停产，或者茶叶价格的升高。

最终激怒他们的，还是林则徐致维多利亚女王的信件漂洋过海到达英国，在未经润色的情况下，被直译成英文刊发在《泰晤士报》上，钦差大臣对于贸易的态度，对于英国地位的蔑视，对于女王的教训，只让英国朝野看到了“傲慢”二字。

至此，舆论被推上了顶峰，以纺织工厂主的为代表的工业资本家们也联名抗议，强烈要求议会和政府打击清王朝，彻底破除清王朝的贸易保护和不平等歧视。

哪怕是这样，英国外相仍旧在告诫他的将军们，这并不是一场“战争”（war），而是一次报复（rprisal），因为依照国际法，战争期间要终止贸易，所以，英国政府自始至终没有宣战，当然，大清朝也不知道什么叫近代意义上的宣战。

因此，尽管江浙仍仍旧炮火连天，刚刚缴纳了赎城费后的广州，很快便恢复了茶叶出口……

说到这儿，我们可以简单总结下结论，相对于鸦片贸易，英国政府在茶叶贸易上的利益更加核心，如果鸦片战争前夕的清朝，能够更加善用自己手中的底牌，战争未必是最终的结果，林则徐看到了开头，却没有猜对结局，以至于今天的国人还在嘲笑他所说的“断绝茶叶大黄，永远不准贸易”、“以茶易烟”，根本没想到这才是正解。

只不过相对于“动脑”来说，国人更擅长“走心”，并以此为名，拒绝“动脑”，这才是最大的悲哀。

刘三解系网易新闻·网易号“各有态度”签约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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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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